毛泽东：谁赢得人民，谁将赢得中国

毛泽东：谁赢得人民，谁将赢得中国

[摘 要] 毛泽东最热爱人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庄严地写在了党的旗帜上。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治国实践中，不断加深了对民族地区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民族宗教方针政策，为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毛泽东 为人民 新疆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虽然没到过新疆，但对新疆这块占全国1/6的热土和生活在这里的新疆各族人民充满深情。早在1920年他就开始关注新疆，抗日战争时期派遣他的胞弟毛泽民进疆工作并把一腔热血洒在了新疆大地上。今日新疆的进步和发展，无不渗透着毛泽东的巨大贡献。

一、学不成名誓不还

毛泽东的童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虽然务农，但有一个开馆教书的舅舅，这使毛泽东有机会较早地接受一些新知识。利用课余时间，毛泽东开始阅读一些中外名著，诸如《精忠传》、《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这对培养毛泽东对英雄的崇拜，激发他对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使命感，产生了重要作用。1912年上半年，他读了《资治通鉴》中一则“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讲的是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准备实行变法。变法令公布之前，为了展示朝廷的决心，贴出告示：凡能把“三丈之木”从国都南门搬到北门者重奖“十金”。搬一段木头能得到这样的重赏，使很多人们不敢相信。于是，朝廷又下令：“能徙者予五十金！”重赏之下，有一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三丈之木”从国都南门搬到北门，朝廷果真“辄予五十金”。“徙木即赐”，让人们亲眼看见并且相信朝廷颁布的任何命令都是要执行的，从而为变法实行新政作了思想准备。

毛泽东运用他所知道的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和当时世界上崇尚的民主、法制等比较先进的治国理念，写了一篇寄托着他的远大抱负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全文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毛泽东：《商鞅徙木立信论》，见《毛泽东最早文稿1912.6~1920.11》，第1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虽然只有400多字，但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理念，提出了救国安邦的思路，表现出了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和“利国福民”的改革抱负。文章切中时弊，道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民之愚”、“民智黑闇”，最高当局未能唤醒民众、开启人们参与政治和追求幸福的热忱。国文教员柳潜看到此文后，十分高兴，他于1912年6月28日将毛泽东此作评为满分，批示：“传观”，并作了很长的评语。评语说：此文“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柳潜将毛泽东此作评为满分，是基于什么标准考虑的，后人无法得知，但他评价毛泽东“自是伟大之器……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则体现了他的“目光如炬”，有先见之明。毛泽东后来果然如他预见，“力能扛鼎”，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他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他对宗教问题是比较重视的。对佛教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对禅宗六世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读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编纂的语录。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1961年1月23日，他在同班禅谈话时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二、愚公移山为人民

毛泽东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伟人。他在自述中说：1920年，“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定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使毛泽东勇敢地承担起全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历史使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缺乏经验，盲目接受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导，遭受了许多挫折和失败。毛泽东从大革命失败中看到中国革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道路。他把秋收起义失利后的部队拉上井冈山，创建工农武装割据政权，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由于这条道路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采取的“以城市包围农村”的斗争模式，因而受到非议和排挤。在逆境中，毛泽东百折不挠，忍辱负重，终于赢得党内多数同志的支持，从而在遵义会议上重新确立了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自信所坚持的道路是正确的，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深刻理解，对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阶级的正确认识。早在大革命和井冈山割据时期，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就发现，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在井冈山割据内，60%以上的土地在地主手里，40%以下在农民手里。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对此，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完成”。从此，他把革命的基点建立在农民这支革命的生力军上。

毛泽东预见到，在国共的角逐中，谁赢得人民，谁将赢得未来的中国。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追悼大会上发表著名演说，深刻论述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意义，强调“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就比鸿毛还轻。”号召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坚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他在党的七大闭幕时发表了题为《愚公移山》的著名讲话，借用中国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说明“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道理。要求全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损害人民利益的害群之马，毛泽东始终决不轻饶。1949年初，在中共即将掌握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即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警示。1953年，天津市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贪污大案：地委书记刘青山和专员张子善贪污腐化的问题被揭露出来。当时，党内对这一案件的处理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对“违法乱纪，（要）明正典刑”；一种认为，建国之初，干部奇缺，刘青山、张子善是经过战火考验的年轻的“老革命”、有功之臣，应戴罪立功。面对前来讲情的人，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三、团结——批评——团结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要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一个成熟的坚强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央领导集体是不行的。建设坚强的党的各级#from 本文来自九象www.jike120.com，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领导班子，必须正确处理党内存在的矛盾。在一个班子、一个群体中，工作中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同志间的意见分歧，就会成为团结的障碍。在党的历史上，宗派主义一度对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的四年多时间里，一些没有“喝过洋墨水”、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不被重视甚至遭到排挤。长征途中，张国焘依仗人多兵多，向党要官、要权、闹独立，甚至“另立中央”，不听中央指挥，最后叛逃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回国，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对中央的工作指手画脚，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党内出现的这些问题，既与领导干部个人的思想修养、政治品德、能力素质有关，也与党内政治生活制度有关。为了从根本上统一全党思想，确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开展了一场思想整风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在领导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解释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达到新的团结。

运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我们党才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在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粉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取得粉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胜利、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中，我们党更加成熟起来。

四、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

在毛泽东的人民观中，少数民族始终占有重要位置。他在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指出：“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1931年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后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宣布苏维埃政府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努力帮助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认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在党的七大，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明确“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首先在内蒙古推行民族区域自治。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古工作方针对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明确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经过一年多的充分准备，1947年4月底至5月初，蒙古、回、汉等民族的代表在乌兰浩特市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大会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推选乌兰夫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5月4日，内蒙古自治政府首届政府委员会议召开，决定将5月1日确定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纪念日。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其他地区的实行提供了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西藏的解放列入中央重要日程。这年冬天，毛泽东发出了向西藏进军的命令。部队进军前，毛泽东向担任此项任务的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发出指示：进藏部队要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做好统战工作，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一切亲美分裂分子。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委派阿沛·阿旺晋美等5人为谈判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李维汉进行和平谈判。和平谈判于4月29日在北京正式开始，双方经过20多天的充分协商，于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并于当晚举行盛大宴会。此后，毛泽东发出训令，人民解放军分四路向西藏进军。至此，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

民族地区情况特殊，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和宗教关系十分复杂，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造成了各民族间不同程度的隔阂，而这种隔阂不可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立刻消除。为使民族地区与新中国一道前进，在汉族地区如火如荼开展的社会改革，在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开展，但必须稳妥推进。1950年6月，毛泽东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此后，党中央依照各民族的发展特点，按照本民族人民群众以及受群众尊敬爱戴的公众领袖的意愿，制定了一系列区别于汉族地区的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的方针、政策，并依靠本民族中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去进行。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的完成，消灭了剥削压迫制度，使各民族共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

五、为建设新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对新疆情有独钟。战争年代，他一直把新疆看作是解决革命根据地战略依托问题的重要基地和抗日的远后方。为此，坚决贯彻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全面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在共产国际工作的陈云回国，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促成我党与新疆地方当局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938年2月，又派遣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国民经济部部长的胞弟毛泽民到新疆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代厅长等职，1943年9月27日被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秘密杀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把和平解放新疆纳入战略全局统筹谋划，指出“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吾尔族的紧密合作”的方针。在我党和平政策的感召下，1949年9月25、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分别通电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了新疆和平解放。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向新疆各族人民提出了建设人民民主新新疆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富有远见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宗教信仰自由的方针。他认为搞好民族团结，首要的是坚持民族平等。强调各军民要团结、要互相学习。在维护新疆稳定、反对民族分裂上，毛泽东深谋远虑。1962年4月，新疆伊犁、塔城两地在国际敌对势力挑拨下发生了部分边民外逃的“伊塔事件”。1963年9月27、28日，毛泽东专门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讨论新疆出现的问题，就防范国际敌对势力渗透、保持新疆的稳定多次发表讲话。他要求新疆地区要经常注意了解边境情况，加强边境地区反颠覆斗争。特别强调发展经济，增强与周边地区的比较优势。他召集周恩来、朱德和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谈话说:“新疆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我们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好，而且要比现在的苏联好……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资供应，如布、茶、糖以及其他日用品，要比其他地区充分一点。”

毛泽东这些重要思想，对于今天建设美好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任务仍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毛泽东表现出的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邓小平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江泽民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他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作者系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原载：《新疆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