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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经济及产业结构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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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经济及产业结构的转型

      上海经济及产业结构的转型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阶段,上海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任务,从上海的实际出发,在产业结构、生产布局和企业组织等方面进行了多次大的调整,特别是从1956年和1992年起的两次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对上海经济及产业结构的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上海的产业结构经历从以轻纺工业为主向综合性工业基地的转变,以及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二、三、一”产业结构向第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的“三、二、一”产业结构的转型,对上海城市功能的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工业基地建设目标的形成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上海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上海经济不仅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产业发展方向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逐步确立了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发展导向,即以建设工业基地为发展目标。

      (一)上海传统经济结构的特点

      上海是中国传统的经济中心,据1949年统计,工业总产值34.34亿元[1],占全国的25%。其进出口贸易额和港口吞吐量曾占到过旧中国的一半,但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整个上海城市经济结构畸形,基础脆弱,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经济的烙印,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从产业结构来看,轻重工业产业结构比例不合理,轻纺工业比重过大,重工业比重过小,工业发展所需的技术装备和重要原材料基本依赖国外,国家工业化建设和建立完整工业体系所需的冶金、机械工业等更为落后。以1949年为例,上海的三次产业构成分别为7.2∶47.1∶45.7,第二产业中,轻纺工业所占比重为88.2%,重工业比重仅为11.8%[2],从产值计算,生产消费资料的轻纺工业的纺织、面粉、卷烟、造纸、橡胶、皮革、肥皂、火柴这8个行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6%,冶金工业产值仅为0.32亿元,机械工业产值仅为1.78亿元,所占比重分别为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和5%,大大低于纺织和烟草等轻工行业,而代表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仪表、电子、精密机械等行业则几乎没有。

      从企业组织来看,全市工业企业除少数外商和官僚垄断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很小、生产技术落后。据1952年统计,上海全市共有工厂企业数25878家,平均每家工厂企业从业人员仅为54人,千人以上的大厂很少,规模最大的国营上海烟草公司有6395人,江南造船厂职工有4659人,而9人以下的小工厂多达15603家,占企业总数的60%,如181家上海私营钢笔厂中,职工9人以下的就有100户,其中无职工的14户,1―4人的42户,4―9人的44户,这些小私营企业遍布全市,很多工厂是只能进行简单加工、装配的小作坊、小工场,生产技术落后,相互之间没有生产协作关系,没有固定的专业方向和产品,许多行业前后生产差别很大,相互不配套。

      从城市产业布局来看,由于上海的发展,基本上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主导下逐步形成的中心城市,因此,在城市空间上,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中国政府、英美联合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市三治”的状态,并由此形成了上海产业空间的畸形状况:全市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城市发展规划,各种市政设施相互不兼容配套,而工业主要为外国资本,特别是英美资本所开设,主要集中在租界范围,人口和工业产业过度集中在苏州河和黄浦江两岸,如上海的纺织业,90%集中在上海市区,市区则集中在杨浦和普陀两区,对上海产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障碍。

      (二)工业基地战略方针的确定

      1949年上海解放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封锁,上海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口岸作用弱化。1950年,中共中央实行全国财政统一,国家银行的信贷收支实行全国统收统支,1952年底,私营金融业公私合营后,上海全部信贷收支,都纳入北京总行通收通支范围,与此同时,随着统购统销的实施,上海商业贸易流通中的商品价格、数量和流转方向等,也都纳入了国家统一管理的范围,上海原有的中心城市功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已不需要,而上海原有产业发展的许多条件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大力发展以加工制造为主的第二产业就成为上海的必然选择。不仅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也符合中共中央把上海作为消费性城市变为生产性城市的要求。

      1953年,在国家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上海作为沿海城市和旧中国金融、工商业经济中心,是国家的非重点建设地区(156个重点项目都没有在上海建设),国家对上海的建设方针是“维持、利用、积极改造”,利用上海的工业基础为全国重点建设服务,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为全国服务的老工业基地。具体体现在上海制定的第一个五年年计划中,对上海经济情况的第一条说明,就是“上海是我国现有工业基地之一”[3],在具体经济指标上,五年计划规定,1957年上海工业总产值的计划水平为106.4亿元,要求比1952年增长68.4%,其中,重工业增长112.7%,轻工业增长87.6%,纺织业增长35%,而同期商品零售额的增长目标仅为17%[4]。上海以发展第二产业为主,发挥工业生产基地的战略目标开始形成和确立。

      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在恢复国民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上海通过加工订货等形式积极引导和调节私营企业的发展方向,抑制和淘汰了一些不利于国计民生或盲目发展的企业,并采取改建、扩建一些国营企业的办法,增加骨干企业,对原有的产业结构和工业企业进行了初步的改造。据1956年统计,上海的三次产业比重为3.7∶55.4∶40.9[5],第二产业结构开始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轻工业从88.2%下降到70.2%,重工业从11.8%上升到29.8%,特别是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的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产值,分别从1949年的0.32亿元和1.78亿元提高到9.53亿元和25.23亿元。

      二、综合性工业基地建设

      1956年4月,毛泽东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后,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的重要思想。5月,陈云来上海传达毛泽东关于“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重要指示。根据这一指示,7月,上海第一届党代会通过决议,提出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6]方针,即“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从产业结构上明确了上海以发展工业为主的方针。为实现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发展方针,从1956年起,上海在1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先后分3次,对上海的产业结构、生产布局和企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基本上形成了上海综合性工业生产基地的格局。

      (一)第一次工业改组

      1956年5月,上海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从上海发展需要,按产品相近、工艺相同、协作对口的原则,对上海工业进行了第一次大的改组,这也是上海产业向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开始。

      这次改组,主要是从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两个方面展开。

      在产业结构方面,为适应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发挥上海工业的优势,加大了对重工业特别是机电工业和冶金工业的投入。1956年上海对工业建设的投资额达到1.27亿元,大大高于“一五”期间年平均只有9000多万元的水平,而其中投资重点就是机电、冶金和化学等重工业,同时,大力加强冶金、机电企业之间的相互之间的合作,在冶金企业中,积极推进企业之间的合并,全市冶金企业从860多家合并为442家,机电企业由6701家合并为2661家。

      在企业组织方面,积极推行上海工业制笔公司在对资改造中对私营工厂“梳辫子”的方法,即根据不同企业区分不同情况,将生产安排和经济改组相结合,业务统一,财务独立,以骨干厂为主,合并各个小厂。上海把全市公私合营的22593家私营工业企业按上述原则,成立了83个行政性专业公司。专业公司成立后,根据“产品归类、协作归口、地区相近、定点划块”原则,“拆庙补庙”。第一步,先对所属企业实行编组管理,按产品类别分编成若干个小组,采取统一管理、分散生产的联合管理形式,确定一个规模较大、条件较好的工厂作为领导厂,称为“中心厂”,受中心厂领导的工厂,称为“卫星厂”,通过这一方法,全市共建立2790个中心厂,11958个卫星厂;第二步,在编组管理的基础上,对一些规模过小、技术落后、设备落后的小厂,予以合并,1956年,上海共合并工业企业7992家。

      第一次工业改组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开始后,由国家指导的第一次有计划产业结构调整,使上海的工业经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1956年上海工业产值达127.86亿元,比1955年提高34.3%,增长速度扭转了“一五”期间低于全国水平的状况,国家急需的行业,特别是冶金、机电行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冶金工业产值从6.08亿元增长到9.53亿元,机电工业产值从3.87亿元增长到6.25亿元。工业企业规模扩大,工业生产更为集中,通过归口合并,全市工厂企业从1955年23713家合并为1956年18739家,企业平均职工从65人扩大到105人。同时,全市工业技术水平也有了比较大的提高。1956年,上海工业的新产品及新品种达到6244种,已开始独立设计制造一些国家建设急需的关键工业设备。

      (二)第二次工业改组

      从1958年到1960年,上海又进行了第二次工业改组。这次改组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适应上海工业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更是顺应当时“大跃进”运动的要求。这次改组,将大规模基本建设与工业改组相结合,同步进行,在投资中改组,在改组中投资,主要是从几个方面展开:

      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从1958年到1960年,上海共投资4.18亿元,对上钢一厂、二厂、三厂等19家冶金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并抽调其他各行业,特别是商业人员并入冶金行业,使上海的冶金行业钢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以1960年同1957年相比,钢产量从51.82万吨上升到251.94万吨,成品钢材从60.53万吨上升到184.66万吨,钢种从80种扩大到335种,钢材从1600种扩大到2376种,职工人数从3.35万人增至12.16万人。而同期上海商业机构从12.99万个下降到2.93万个,从业人员从39.92万人下降到32.16万人[7]。

      进一步调整企业组织形式,组建大型骨干企业。以第一次工业改组中的中心厂为主,通过裁并、改组,组建一批行业骨干企业,进一步发展专业化协作和行业分工,如将上海自行车行业和缝纫机行业的700多家工厂,改组为3家整车厂、14家专业零件厂的自行车生产格局,以及4家整车厂、12家专业加工厂、15家专业零件厂的缝纫机生产格局,极大地提高了上海自行车和缝纫机生产能力。1960年上海自行车和缝纫机的产量分别从1957年的28.51万辆和17.65万架提高到83.66万辆和58.85万架。1960年同1957年相比,全市职工人数从211.78万人增加285.95万人,工厂企业数在新建一大批工厂的情况下,从16316个下降到13488个,大中型企业从121个增长到234个,机电和冶金企业更为集中,机电企业从4463家集中到398家,企业平均人数从23人上升到483人,冶金企业从418家减少到84家,人数从平均80人上升到1448人。

      调整产业空间,兴建郊县卫星城。1957年12月,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作出了“在上海周围建立卫星城镇,分散一部分工业企业,减少市区人口过分集中”的决定。1958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江苏10个县划归上海,上海的行政区划由636平方公里扩大为5910平方公里,从而为上海的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创造了条件。1958年开始,上海开始规划、建设闵行(机械)、安亭(汽车)、吴径(化工)、嘉定(科研)、松江(轻工业)等5个卫星城镇。同期建设的还有吴淞(钢铁)、蕴藻浜(钢铁)、彭浦(机械)、桃浦(化工)、北新泾(化工)、长桥(建材)、高桥(化工)、庆宁寺(造船)和周家渡(造船)近郊工业区。1958―1960年,上海新建、改建道路445公里,其中2/3是直接配合卫星城的近郊工业区的建设,卫星城的建设使上海摆脱了长期以来城市发展主要以城市边缘向外扩展的老路,开始向组合式城市布局转变,改善了上海的工业布局,为上海发展大型基础工业创造了条件,部分缓解了市区拥挤状况,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上海产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空间布局。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科学技术发生一次重要革命,以新材料、仪表、电子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在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上海在第二次工业改组中,大力发展高级、精密、尖端产业,将生产能力过剩的轻纺工业中78万平方米厂房、5.5万多名职工转产发展机械、电子行业,其中纺织业压缩生产规模,把纱锭从250万锭减少到200万锭,工厂从2838家合并压缩到716家,轻工业把产销矛盾最突出的卷烟、火柴、肥皂等行业的工厂,分别从4个、7个、11个裁并为各剩1个。通过一些大中型轻纺工厂的整体转产,使上海的仪表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上海的一些仪表电子骨干企业,如上无一厂、四厂、六厂等,都是改造和改组原来的纺织厂、肥皂厂而建立起来的。另外,上海还投资4000多万元,在漕河泾、嘉定和安亭等新建了一批大型企业,形成了电子仪表、科学技术和汽车等特色工业区。上海的电子工业的产值从1957年的0.24亿元提高到1960年的9.51亿元,翻了5番多。

      (三)第3次工业改组

      从1962年到1965年,上海进行了第3次工业改组。这次改组是在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导下,结合纠正“大跃进”错误,引导上海产业进一步向“高、精、尖”方向发展。1962年7月,上海市第四次人代会通过决议,确定了上海经济在“缩短重工业战线,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轻工战线,积极支援农业生产,保障市场稳定,并在商业、文化教育等方面,相应地进行调整”的工作方针。

      第3次工业改组,主要从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企业组织两个方面展开。

      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主要是压缩重工业,发展轻工业。为扭转“大跃进”期间片面发展重工业带来的后果,上海对重工业的生产指标进行了大幅度的压缩,其重点是“大跃进”期间快速发展而目前生产任务又不足的冶金、机电和建材行业。冶金行业停建了一批企业和项目,精简了3.6万职工,全市钢产量从1960年的252万吨下降到1961年的165万吨,1962年进一步下降到121万吨,冶金行业产值从1960年的32.55亿元下降到1961年的23.59亿元和1962年的17.84亿元。机电工业共关、停、并、转118家企业,精简职工6万余人,产值从1960年的128.51亿元下降到1961年的61.08亿元和1962年的35.71亿元,建材工业的产值也从1960年的6.94亿元调整到1961年的3.44亿元和1962年的1.93亿元。全市重工业产值的比重从1960年的56.3%下降到1962年的40.5%。

      由上海制造的万吨水压机

      在压缩重工业的同时,上海还把工业产品的结构调整放到了突出地位,对一些技术力量较强、产品质量较好、暂时生产任务不足的大型企业和重点企业,适当压缩生产规模和调整产品结构,以保持其生产能力,并根据市委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的要求,有计划地进行工业企业技术基础改造,主要是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发展“高、精、尖”产品,实现产品升级换代,提高上海工业产品的技术水平。1962年,上海市有关部门较完整地制定了全市工业产品的升级规划,列入1962年和1963年的技术改造项目分别为305项和240项,投资额分别达到4500余万元和8000万元。全市各方面的协同攻关,研制了一大批代表当时科研水平的产品。对一些能够使上海工业生产水平跃上新台阶的项目,尽管在经济改组中遇到了困难,但仍创造条件使其完成,如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起步于1958年,在经济调整中项目遇到困难但还是克服困难,于1962年胜利完成这一项目,使上海的机械加工技术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1963年12月,上海第三届党代会明确了上海建设先进工业生产基地和先进科学技术基地的目标,进一步提出要大力发展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重点发展精密仪器仪表、新型金属材料等6个重点新兴工业和以激光、真空技术、红外技术、电子和仪表半导体化、工业自动化等为代表的18项新技术的目标,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1961年至1965年,全市先后试制成功1268项新产品,80多项重大新产品。

      在企业组织方面,上海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把近期高速和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根据“瞻前顾后,统筹兼顾”的原则,压缩长线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发展急需产品,对能耗少、成本低、品种合乎需要、产品质量好、生产率高的企业,适当扩大规模;而对一些生产能力过剩、设备陈旧、消耗高、成本高、质量差、无销路的企业,则采取关、停、并、转,1962年8月和1963年1月,上海分两批关、停、并、转了623家工厂,约占全市企业数的1/5,职工总数为7.5万人,对上海国民经济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还结合关、停、并、转,进一步强调发展专业化协作,各行业根据专业化要求,按照生产流程和生产工艺,重新确定和调整各工厂的专业分工,形成了一大批产品专业厂、零部件专业厂、工艺专业厂和辅助作业厂,并组织专业对口协作,以形成比较完整的专业协作。经过调整,上海主要工业企业基本形成了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局――公司(行政性)――企业体制。在这#from 本文来自九象www.jike120.com,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次工业改组的后期,还根据中央《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从1964年到1965年相继试办了7家托拉斯(企业性公司),其中有中央管理的医药、橡胶、纺机和烟草4家公司,地方工业3家公司。

      经过17年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1956年到1966年10年社会主义建设,上海的工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主要行业从原来以纺织、面粉、卷烟、造纸、橡胶、皮革、肥皂、火柴这8个行业为主,逐步转变为以机电工业、纺织工业、化学工业和冶金工业这4个行业为主,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达80%。现代工业体系得到完善,通过新建和改造一批骨干企业,上海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部门,工业在向“高、精、尖”方向发展过程中,突破了原来传统工业结构,不仅使原有的工业部门从低到高、从旧到新、从一般到精密,而且还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部门,特别是现代工业所必需的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等基础工业的发展,填补了工业门类中的空白,使上海形成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整个工业体系的生产技术装备和生产技术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不仅生产门类逐步齐全,同时,综合配套能力得到极大加强,形成大中小企业相结合,从材料到零件、部件、整机完备协调的工业体系。到1965年,上海实现赶上和超过6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重要产品达到70多项。据1966年初对87种主要成套设备进行调查,上海基本能成套生产的已有78种,占90%左右;机电工业在当时全国7大类、250种主要产品,上海已经能生产220种以上,自行设计的新产品达到80%。到1965年,上海除了采伐工业以外,已经拥有中国全部工业生产门类。初步建设成为中国一个门类齐全、综合配套、技术先进的工业基地和科研基地,为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上海的综合经济实力通过17年社会主义建设,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从1949年的34.34亿元增长到1965年的113.55亿元;财政收入从1949年的0.34亿元增长到1965年的83.18亿元[8];工业产值幅度增长更快,从1949年的37.33亿元增长到1965年的230.77亿元。特别是上海的工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完成工业化的基础,重工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产值从1949年的4.15亿元增长到1965年的101.21亿元,在全市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949年的11.8%上升到1965年的43.4%。

      三、“三、二、一”产业结构调整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上海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为了进一步发挥上海在全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1984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并进一步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振兴路子,力争在本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在批文中,中共中央强调,上海要走活第三产业这着棋,重新焕发青春和活力,更好地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运用综合功能为全国经济建设服务。

      1990年,中共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指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的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12月,上海市第六次党代会围绕着“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目标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作出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战略决策,将上海经济原来的“二、三、一”产业发展顺序调整为“三、二、一”发展顺序。即遵照“三、二、一”的产业发展顺序,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同时,三大产业内部结构也作了相应调整。第三产业发展以金融、商贸、交通、通讯等为重点;第二产业的发展则从过去主要依靠传统工业支撑转向主要依靠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支撑;第一产业大力提高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水平,实现从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型农业的转变。1995年12月,上海市委六届四次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上海各次产业的发展重点,即第三产业突出金融保险、商品流通、交通通信、房地产、旅游和信息咨询6个重点行业;第二产业突出汽车、通信信息设备、电站成套设备及大型机电设备、家用电器、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和钢铁六大支柱工业,以及现代生物与新药、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新材料三大高新技术行业。要求通过这15个重点行业的发展,包括带动第一产业向都市农业的发展,使上海的经济总量指标发生一个质的变化。从1992年起,上海按照上述战略目标,开展了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

      (一)以金融、航运中心为重点,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上海是中国传统的金融中心,1992年中共中央明确上海要建设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1997年,又明确上海要建设成为中国航运中心。按照这一要求,上海以市场体系建设和深水港建设为突破口,重点建设金融、航运中心,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1990年12月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

      金融方面。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并正式运转,这一市场的建立,重新确立了上海在全国资本市场的地位。1992年1月,上海短期资金调剂中心改名为“上海融资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同业拆借中心。1992年5月,上海金属交易所成立,1993年上海技术交易所建成开业。1994年4月,全国外汇交易中心和上海城乡产权交易所成立。10月,上海商品交易所成立。1996年11月,上海航运交易所成立。1998年8月,上海的金属、商品、粮油三家进行合并,组建成上海期货交易所。2000年10月上海钻石交易所成立。2002年10月,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成立。2003年12月上海在原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和上海产权交易所的基础上整合组建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2006年8月,上海石油交易所正式成立。上海用10多年的时间,初步形成了一个依托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市场体系,覆盖面已发展到工业、农业、金融、贸易、房地产、科技、人才、信息、航运等多个领域,建成了7个国家级市场、18个区域级市场、180个地区性各类市场及其他各类市场1600多个,成为全国要素最完备、交易规模最大、影响最全面的金融市场。市场交易额在全国名列前茅,市场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开始发挥。上海成为全国资金流、商品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集散地和交汇地的目标在新的市场体系中已基本实现。据统计,2008年,上海产权交易所完成各类产权交易金额1073.5亿元,上海证券交易所各类有价证券成交金额27.18万亿元,期货市场成交金额28.87万亿元,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交金额110.79万亿元,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金额8995.48亿元,上海钻石交易所成交金额13.07亿美元[9]。

      航运中心建设也有重大突破。2002年6月洋山深水港区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洋山深水港的选址、规划、设计和施工,开创了远离大陆、依托海岛礁复杂地形建设大型现代化集装箱枢纽港区的先河。2005年12月,洋山深水港区一期工程5个7―10万吨级集装箱泊位竣工投产,年吞吐能力为220万标准箱。2006年,上海洋山深水港区二期工程项目正式开工。在洋山港区运量增长拉动下,2008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达到5.82亿吨,连续第四年保持全球第一,全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800.6万国际标准箱,跃居全球第一大货运港。

      (二)以培育支柱产业为突破口,积极调整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是上海传统优势,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市场竞争也愈加激烈,上海原来的工业结构、产品结构已与市场需求结构很不适应,同时由于上海能源、原材料等资源缺乏,土地、劳动力成本高于国内其他地区,工业企业发展速度下降,经济效益出现滑坡,工业发展亟须找到新的增长点。从1992年起,上海结合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培育支柱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建设工业新高地,对传统的第二产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1992年12月和1993年2月,上海市第六次党代会和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明确了上海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一批能体现上海特大城市功能、地位和作用的产业和行业,主要有轿车、电子和通信、电站设备、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用电器等六大产业,并且力争使这些产业到本世纪末分别达到百亿以上的经济规模。

      成为上海支柱工业之一的汽车制造业

      为培育六大支柱产业,上海市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措施:由市主要党政领导分头挂帅,成立领导小组,集全市之力支持支柱产业的发展;加大调控力度,增大资金投入。据统计,在整个“八五”期间,全市重大骨干项目中涉及到六大支柱工业的项目,占到了项目总额的74%以上,“九五”期间的这一比例更上升到了90%以上;坚持扩大开放,促进产业升级,通过独资、合资等方式积极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有力促进了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工业的改造,形成了一批具有相当规模和先进水平的“三资企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竞争能力,围绕壮大支柱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加快了新产品的开发力度,基本形成了“培育、发展、壮大”三个阶梯的新产品开发格局。多方面、全方位的工作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工业六大支柱工业的迅速发展,提升了工业水平,形成了生产规模。六大支柱产业无论在全市工业产值中的比重,还是对上海工业增长的贡献,均逐年稳步上升,并一直处于名副其实的支柱地位,发挥了持续发展的主力军作用。2000年,这六大支柱工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3590.5亿元,完成销售产值3287.6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840.5亿元,完成利税总额415.5亿元,资产总值达5021.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为52.3%,利润总额为59.2%[10]。

      在积极培育支柱产业的同时,上海还从当前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着眼,1995年,上海提出了把发展高科技产业作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三大重点之一,确定了现代生物与新药、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新材料为重点,采取“政府支持、财税优惠、立法保障”三管齐下的发展措施,由市领导直接负责14项科技结合工业生产重点项目的建设,加快科技产业化、产业高科技化的步伐,加快六大支柱产业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形成以高科技和深加工为特征的工业格局。经过几年的努力,上海初步形成了门类较齐全、技术较密集、层次较合理,且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科技产业群。2000年,高新技术实现工业总产值1435.5亿元,工业增加值378.5亿元,利税198.6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的比重从1995年的15.4%上升到21.7%[11]。

      1999年,上海基本顺利实现产业战略性调整后,进一步提出了上海第二产业发展的新目标,明确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加快建设工业新高地,把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作为首要目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优先发展高科技工业,使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成为新的支柱工业,重点提升基础原材料工业,使石油化工、钢材成为上海发展的强大支撑,借助高科技产业的优势和基础原材料工业的全面升级,带动电站设备及大型机电产品、汽车、船舶等现代装备工业的振兴,用先进适用性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选发展都市型工业。

      经过10多年的调整,上海第二产业已实现了从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深加工为主的现代化、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结构转换,基本形成由电子信息工业领衔、包括现代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的高技术工业为主导,汽车等支柱工业为基础,都市工业为特色的第二产业新结构。据统计,2008年,上海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等6个重点发展工业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5664.26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4.2%,高技术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6041.98亿元,所占比重达24.8%[12]。

      (三)以工业园区建设为抓手,推动中心城区“退二进三”产业布局调整

      尽管上海从1958年开始卫星城建设和80年代的初步调整,但传统工业仍然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据1990年统计,中心城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仍高达50.08%,大量工业企业集中在中心城区,对上海产业的调整带来了困难。1992年根据“三、二、一”产业发展顺序,上海对产业布局开始了大规模调整,内环线内的工业区结合旧城改造逐渐实现“退二进三”,即中心城区第二产业退出,第三产业进入。

      1996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将一些大的要素市场东迁浦东陆家嘴金融开发区。至1998年,上海证券交易、产权交易、粮油商品交易、食糖商品交易、房地产交易、人才市场等10个国家级和市级要素市场已全部迁入浦东陆家嘴金融开发区,实现了金融要素市场向浦东集中的目标。

      同时,上海产业空间布局逐步形成“三环”发展思路,即内环线以内及内环线周边地区主要发展第三产业,内外环线之间主要发展第二产业,逐步成为以工业加工区、物流配送和储运中心、大型居住区为主体的功能区域;外环线以外主要发展第一产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逐步形成以产业化农业和现代化工业为主体的功能区域。第二产业空间调整以工业园区建设为重点,同支柱产业发展相融合,全市工业布局的重心转移到郊区。从1994年起,上海工业园区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相继批准了9个市级开发区,基本形成了“1+3+9”的产业空间布局,“1”指浦东新区,涉及工业的主要园区有外高桥、金桥、张江、星火等工业区;“3”是指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上海化学工业区;“9”是指崇明工业园区、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嘉定工业区、青浦工业区、松江工业区、莘庄工业区、金山嘴工业区、康桥工业区和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工业园区建设使上海产业的空间布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业布局基本从市中心城区的630平方公里扩展到全市6400平方公里,使中心城区和郊区经济实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整个上海市范围来看,六大产业基地初步形成。即以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一带为核心和漕河泾开发区、松江工业区、青浦工业区共同形成的微电子产业基地;以嘉定区安亭镇上海国际汽车城为核心,集汽车整车与零配件生产研发、汽车展与博览、汽车贸易与营销、汽车保税仓储与现代物流、汽车文化体育与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汽车产业基地;以金山区的杭州湾岸上海石化工业区为主的石化产业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以宝山区宝钢股份公司为核心的精品钢材基地;以浦东临港地区为主的装备产业基地;以崇明长兴岛为核心的船舶制造基地。据2007年统计,全市“1+3+9”开发区共完成工业总产值11034.1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47.8%。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功能的优化。

      经过10多年的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上海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综合经济实力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保持10%的增长速度,从1992年的1114.32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13698.15亿元;三次产业的比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内部结构更趋合理,一、二、三产业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排序由1992年的3.1∶60.8∶36.1,调整为2008年的0.8∶45.5∶53.7[13];城市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推动转变为依靠第二、第三产业共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推动了上海城市功能的转变,完成了从工业性城市向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的历史跨越,从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迈进。

      2009年4月,为进一步发挥上海的综合优势,加快上海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构筑新的竞争优势,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新格局和对外开放新形势,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和《关于撤销南汇区建制将原南汇区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的请示》,对上海的产业发展方向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以“两个中心”为目标,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重点,以扩大后的浦东新区为动力,上海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徐建刚执笔

      [1]上海统计局编:《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统计资料(1949―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2]上海统计局编:《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统计资料(1949―2000)》,第223页。

      [3]张忠民:《经济成长历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4]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D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5]上海统计局编:《上海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市党代会、人代会文件选编》(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7]上海统计局:《1949―1978上海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国内、外贸易)》,1979年,第2页。

      [8]上海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1989年》,第66、79页。

      [9]上海统计局: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0]上海统计局编:《上海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169页。

      [11]上海统计局编:《上海统计年鉴2001》,第170、171页。

      [12]上海统计局: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3]上海统计局: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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