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天津执政之初

中国共产党在天津执政之初

天津解放后，怎样才能把一个曾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国民党政府长期统治的大城市管理好、建设好，是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更是对中共天津市委及各级党员干部执政能力的检验。从天津解放至1956年的近8年中，天津市委、市人民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顺利完成了民主革命时期遗留的任务，并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辉煌成就，为以后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建立并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从天津解放至1952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天津市委、市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七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指引下，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确立新的社会秩序，稳固人民民主政权，安定人民生活，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天津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一)完整接管天津

对新解放的城市进行接管，是人民政权执政后的首要任务。为迎接天津解放和胜利完成接管任务，1948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天津市委及天津市人民政府。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命令，黄克诚、黄敬等7400余名干部，在河北省霸县胜芳一带整训学习，积极进行接管天津的准备工作。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市军管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对天津东至塘沽、大沽，南至静海，西至杨柳青，北至杨村所辖区内实施军事管制。天津市军管会为军事管制时期全市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

当天，几千名接管干部在攻城部队的配合下，陆续到达指定岗位开始接管工作。首先接管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警察局、电台、报社、电厂、水厂、银行等要害部门，安定社会秩序。在接管过程中，严格执行中共中央“接收管理一切公共机关、产业物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不同性质的接收对象采取不同的接收办法，使接管工作进展顺利。除个别遭敌特破坏或战争毁坏的部门外，大部分单位接管工作在3至5天内基本完成，至2月中旬全部完成。共接管工厂115个，仓库165处，机关、医院316处，大专院校4所，省立大专院校3所，省立中学4所，市立中学8所，小学122所[2]，天津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天津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立即领导人民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创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局面。解放当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月1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并着手组建天津市各级政府机关。原在胜芳已形成的政府机构，逐渐趋于完善。天津市人民政府在市长、副市长领导下，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内部设秘书、行政、人事、外侨事务4个处。下属民政、公安、财政、工商、教育、卫生、公用、工务、公产清理9个局和市人民法院、合作社、地政处及物资供应处。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全市设11个区人民政府及塘大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政府内设秘书、民政、文教、调解、总务5个股。区人民政府下设街公所。当时，全市共设314个街公所，经群众选举产生了12556个闾。[3]至1949年3月底，市内11个区的380个街及塘大区2个镇、5个街的人民政府全部建立。

为最广泛地团结人民群众，进城之初，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积极着手进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建设。1949年4月28日，天津市召开首届职工代表会议，产生了全市性工会组织--天津市职工总会筹委会。随后，全市职工工会组织工作发展迅速，至7月底，全市已发展会员89497人，建立基层工会138个，基层筹委会71个，工会小组3210个。[4]1950年1月10日，天津市总工会正式成立。在组织筹建工会的同时，1949年三四月间，天津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天津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天津市学生联合会相继成立。这些群众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接管天津后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的有力助手。

为加强与全市各界人民的联系，1949年9月5日至8日，天津市召开首届各界代表会议。黄敬市长在会上作了题为《军管时期几项主要工作报告》的书面发言。黄火青代表军管会作了《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草案)的说明。会议选举产生天津市各界协商委员会19人，作为各界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这次会议是军管时期市人民政府的协议机关，对政府的各项政策只有建议权，而无约束权。之后，按照中共中央有关规定，由天津市委建议，各界代表会议更名为天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0年1月15至17日，天津市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黄敬向大会报告了1950年天津市的任务。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从第二届开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因此，会议选举产生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还选举了各界协商委员会委员35人。这些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天津人民真正行使管理国家大事的民主权利。

(三)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军管会完整接收天津后，更为艰巨的任务是管理建设天津，迅速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刚刚解放的天津，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尸体、弹药遗弃满地，散兵游勇到处流窜，不甘失败的反动分子仍活动猖獗，凶杀、盗窃、抢劫屡有发生，迅速建立革命秩序是接管天津后面临的重要任务。

要巩固革命的胜利，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就必须推翻国民党统治。军管会进城后，当即命令:摧毁一切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机构，反动党、团、特务组织，收容并遣散大批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农村逃亡地主。根据群众的检举和职工控诉，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汉奸、特务、国民党官僚、土匪惯窃等，初步安定了社会秩序。

为消除战争痕迹，恢复城市功能，在开展接管工作的同时，着手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组织发动群众打扫战场，收容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天津解放第二天，民政局和各区便动员群众就近清整，掩埋尸体、收容俘虏、平毁碉堡、收缴武器弹药、拆除路障、清扫街道垃圾。至1949年1月底，战争痕迹基本消除，市容基本恢复。二是抓紧恢复交通、水、电、邮政业务。进城后，军管会首先派出部队守护电车厂、公共汽车厂、电厂、水厂，还率领广大工人积极投入抢修恢复工作。天津解放后仅48小时，除铁路与公共汽车外，电灯、电话、自来水、电车、邮政等行业即初步恢复了工作。三是办理急赈，救济灾民和失业人员。为救济灾民，军管会先后两次拨出200万公斤粮食，救济30.2万人；帮助郊区灾民修盖被毁房屋2453间，解决了1734户共8430人的住房问题；并贷出78.5万公斤米，安定市民情绪。[5]四是收容处理乞丐。市政府成立收容处理乞丐委员会，采取“一面收容，一面处理，逐步肃清”的方针，基本肃清流落市面的乞丐。五是进行交通秩序的整顿。解放后，天津很快颁布了《天津市临时交通管理规则》，严格交通秩序，整顿影响市容、妨碍正当商业经营的摊贩市场。通过这些措施，使社会秩序由混乱到稳定，安定了人民生活。

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针对妓院、烟馆、封建脚行等旧城市留下的丑恶社会现象，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进行积极的社会整治，使天津人民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安居乐业。一是废除封建脚行把持制度。反动封建的脚行把持制度，在天津已有200多年历史，是旧天津的“十大恶”之一。解放后，人民政府紧密依靠群众，特别是直接受其压迫的搬运工人，彻底废除了封建脚行把持制度。二是禁烟禁毒，广泛开展了烟民登记和施戒工作。至1952年9月，基本肃清了天津的烟毒。三是取缔妓院。妓院在天津已有近600年历史。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妓院采取“加强管理，鼓励转业，逐步消灭”的方针。至1952年5月底，全市公开的妓院被全部取缔，妓女全部转业或回乡参加生产。[6]至此，天津公开卖淫制度被彻底废除。四是取缔反动会道门“一贯道”。解放前，反动会道门名目繁多，在天津活动的达153种之多，其中“一贯道”流传最广，毒害最深。[7]fontstyle="background-color:#000000"/font1949年12月，市委发出《关于取缔一切封建迷信会道门组织的决定》，提出“特别对一贯道首恶分子加以逮捕，解散其组织，今后不得有任何活动，并没收其公共财产，封闭坛堂”。[8]经过登记、退道、追骗财、查封坛口、打击处理几个过程，至1951年6月，彻底摧毁了“一贯道”组织。

另外，根据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婚姻法》规定，天津市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了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既是中国反封建斗争深入的表现，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好转。

(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了新解放城市要将革命和生产建设一起进行，而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后，面对国民党政府给天津经济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为恢复和发展天津经济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取消帝国主义特权。解放后，根据中国共产党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天津分别对分布在银行、工厂、商业机构的官僚资本予以没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家银行、国营工商业等国营经济，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取消了帝国主义在津的一切特权，包括收回海关管理自主权、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等。对于外国资本家在天津开设的工商企业，采取监管、控制、收购、征用、代管等方法，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外国资本在津企业的问题。

二是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发展私营工商业。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实行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制定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进城后，通过向资本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私营工商业恢复很快。1949年4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天津传达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迅速纠正了当时存在的过“左”情绪，劳资关系走向正常。为发展私营工商业，天津还在改进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针对“五反”运动后出现的问题，一方面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纠正干部和职工中“左”的情绪；一方面采取调整加工订货的价格和标准、组织各种专业会议、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加工订货范围等一系列措施，扶植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至1952年底，私营工商业的生产普遍恢复并超过“五反”前的水平。

三是整顿金融秩序，稳定物价。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立即把建立新的金融秩序摆上议事日程。天津解放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成立。第二天，军管会即宣布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切货币为非法货币，伪金圆券限于2月4日停止使用，还规定禁止金银计价流通和一切外国货币在市场上流通，收回各解放区发行的地方货币，逐步建立了统一的人民币市场。为安定人民生活，还进行了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斗争。从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天津先后出现4次物价波动。人民政府针对每次物价上涨的原因和特点，利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采取相应的对策，逐渐稳定了物价。

四是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统一财经，整顿收支，争取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并且稳定物价。因此，天津市人民政府立即发布文件，要求在全市范围内统一财政经济，采取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现金管理、统一物资调度等措施，有力地扭转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局面。统一财经后，由于市场物价趋于稳定，社会上虚假购买力消失，市场一度呆滞、萧条。在这种情况下，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天津市从1950年7月开始稳步地调整工商业，包括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等三个基本环节，其中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经过这次调整，工商业很快克服暂时困难，获得稳步的恢复和发展。

五是扩大城乡物资交流，发展对外贸易。解放后，天津积极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把它作为发展和繁荣经济的重要手段。首先建立管理部门和贸易机构，并采取召开工业展览会和物资交流会等形式，恢复和加强天津作为华北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和物资集散功能。1951年10月5日至11月20日，受中共中央华北局委托，天津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会。这次物资交流会共展出商品13000余种，观众达100万人。除新疆、西藏外，全国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及重要城市共103个代表团计2300余人直接参加了大会交易，总成交额达15600万元，轰动了整个天津市和华北地区。毛泽东到天津参观了这次物资交流会，并加以称赞。1949年3月15日，天津成立对外贸易管理局，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自力更生、奖出限入”的对外贸易管理方针，对外贸易工作很快发展。1950年天津全年批准进出口总值达429419183美元，比解放前历史最好水平的1936年增长近两倍，占全国第一位。[9]

六是扶持个体经济。解放初期，天津在发展国营经济和私营工商业的同时，也注意到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的生产和经营，使它们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个体手工业采取积极扶植发展的方针，从手工业最困难的供销上给予帮助，使个体手工业得到发展。小商小贩在私营商业中占有很大比重，他们既是小私有者，又是个体劳动者。从1949年3月开始，人民政府对摊贩进行登记审查，核发营业执照，划分营业场地，以发挥他们方便群众购买商品、维持劳动就业、补充国营商业不足的作用。

七是发展合作经济。1949年2月，天津市供销合作总社成立，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市的合作事业。总社成立后，在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中发动群众集资入股，组织职工、市民消费合作社。1949年2月20日第一个市民消费合作社成立。至1949年底，消费合作社增加到458个，共有105万名社员，占全市人口的62%。[10]全市消费合作社网点星罗棋布，对于积极占领城市零售商业阵地，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起到重要作用。此外，还积极引导个体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遵循自愿互利原则，1949年3月将4个失业的地毯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第一个手工业合作组织。至1952年底，全市共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25个，社员达到3155人。[11]

八是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从1949年3月至1951年，天津在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根据当时的隶属关系，农村土地改革分两部分进行:一是天津郊区的土地改革；二是天津县的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使深受剥削压迫的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1952年，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23.2万吨增加到55.8万吨，增长1.4倍；棉花产量由1949年的1590吨增加到4625吨，增长1.9倍。[12]土地改革还使土地归国家所有，为建设城市和发展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

天津解放后，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相继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1950年，中共中央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开赴朝鲜前线，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在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天津人民积极投身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伟大运动之中。在大规模的爱国宣传后，适龄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工人普遍开展爱国劳动竞赛，医护界组织志愿医疗队开赴朝鲜前线。1950年11月30日，天津工商界举行了4万余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受到毛泽东的赞扬。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后，天津市掀起捐献高潮。全国第一架捐献飞机就是天津的“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号”。从1951年6月2日至12月24日，全市共捐款1948亿元(旧人民币)，可购战斗机129架，超额完成原计划的30%。[13]至1951年12月31日，全市共捐款2001亿元(旧人民币)，可购买战斗机133架。[14]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后，天津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中注意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大张旗鼓地搞好宣传工作。1951年3月26日起举办的“公安展览”和“一贯道罪恶展览”，先后参观的群众达40多万人。[15]根据群众检举揭发和公安部门掌握的情况，全市实施了两次大搜捕，将残害人民、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抓捕归案。随后，市军管会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控诉和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经司法机关审理，自1951年3月至7月，分三批集中镇压了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通过镇压反革命，严厉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加强了社会治安，使天津出现了安定的社会局面。

1951年12月1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之后，根据“三反”斗争的需要，1952年1月，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因此，天津于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1月5日，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动员全党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随后，“三反”运动在全市掀起高潮。对“三反”中查出的贪污分子，贯彻了“惩治与改造教育相结合”、“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有近80%没有给予处分，使犯错误的人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历时半年多的“三反”运动，清除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教育了干部，振奋了民心，提高了执政党的威望。

“五反”运动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2年1月5日至2月初。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普遍号召，重点突破，使运动迅速开展起来。第二阶段:从2月初至3月中旬。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运动全面展开。天津市十一区人民群众采取“突破一点，控制全盘”的方法，向有“五毒”行为的奸商进行斗争，取得显著效果。这一做法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把这一经验批转全国。第三阶段:从3月中旬至6月中旬。这一阶段为处理阶段，按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政策界限，分别给资本家作结论。“五反”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严重“五毒”行为，使中国共产党在同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又一个胜利。

(六)大力加强党的建设

解放后的天津，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能够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显著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作为执政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大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是建立并公开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天津解放前夕，中共中央组建了天津市委领导机构。解放当日，天津市委开始办公。当时，市委设组织部、宣传部(与军管会文教部为一套机构)、职工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党校(对外称政治训练班)、天津日报社、直属党委等工作部门。市委下设市内11区和塘大区共12个区委。还根据工作需要，建立了企业党委和学校党委。1949年8月，市委作出《关于公开党的决定》后，全市党的组织陆续公开。党组织公开后，更加密切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也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地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各项工作中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二是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天津解放时，有地下党员1564人，进城接管干部党员5389人，党员仅占全市人口的0.39%。至1949年5月，全市共有党员7113人。[16]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1949年6月，天津市委作出《关于组织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明确今后组织发展工作的方针。随后，全市各级党组织把发展党员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据统计，从1949年8月至12月，全市共发展党员7951人；至1950年6月，全市共发展党员12446人，相当于1949年5月全市党员总数的1.7倍。[17]由于过分追求数字，出现了盲目发展、忽视质量、追求数量、降低党员条件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天津市委决定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暂时停止发展新党员。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天津市委认真贯彻执行，并作出《关于发展党问题的结论》。至此，全市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开始步入正轨，党员的质量也有了保证。

三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1949年7月，天津市委成立总学习委员会，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全市党员干部进行学习。学习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1950年3月，市委总学习委员会改组为天津市总学习委员会，加强了对全市干部学习的统一领导。1950年，全市在职干部参加学习的共计2.5万余人。[18]另外，通过举办“政治训练班”和加强党性教育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学习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知识，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

四是开展整风整党。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部署，从1950年9月至1952年12月，天津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整党运动。首先开展整风。整风的主要任务是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提高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克服骄傲自满、功臣自居思想，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整风的重点是各级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至1950年底结束。从1951年开始整党，先进行整党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和典型试验。12月4日，市委成立整党办公室，加强对整党工作的组织领导。至1952年底，整党运动结束，全市共清除不合格党员2710名[19]，调整了少数不称职的支部委员，整顿了软弱涣散的支部。经过这次整党，对广大党员普遍进行了做合格党员的教育，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纯洁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别是结合“三反”运动，进一步整顿了党内不良倾向，给全党以牢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反对腐败、坚持廉洁的教育。

五是建立党委制和纪律检查等制度。天津解放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健全党委制是良好地实现全党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并在会后发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据此，天津解放后，市委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党委制工作。1952年8月，天津市委作出《关于改进领导的决定》[20]，突出强调健全党委制，反对个人专断，坚持集体领导，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经中共中央批准，1949年12月成立天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建立后，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纪律，与各种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斗争，不断清除党内垃圾，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做了大量工作。另外，在党内实行组织员、宣传员、报告员制度，对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六是召开党代表会议。为迎接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天津市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在一切巩固的解放区，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遵照党章的规定，从现在起，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决定，于1952年8月18日至30日，召开天津市首次党代表会议。会议代表按规定选举产生。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502人，列席代表208人，代表全市22000多名党员。会上，黄敬代表市委作了《关于三年来工作总结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华北局的领导下，天津市委正确地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胜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和华北局交付的各项任务，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天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七)取得显著成就

天津解放后，中共中央对天津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十分重视。重建天津港、恢复对外贸易、沟通城乡交流、进行城市建设等，这些关系天津长远发展的决策，都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天津人民焕发出无比的干劲，以主人翁的精神建设自己的家园。从解放至1952年，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斗，天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

在政治上，顺利完成城市接管任务，建立起巩固的人民政权，城市各项管理工作步入正常轨道，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天津工作的领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实践中逐步学会管理城市，把天津真正建成了人民的城市。在社会上，基本肃清了反动残余势力，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生活安定，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广大群众衷心拥护新生政权，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在经济上，由于以城市生产建设为中心，使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天津经济大大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生产水平，在全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952年天津工业总产值达到17.52亿元，相当于1949年工业总产值6.54亿元的2.7倍，相当于解放前最高年份1947年工业总产值5.04亿元的3.5倍。平均每年增长38.9%，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与当时全国各省市比较，1952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是349亿元，其中上海66.6亿元，辽宁45.25亿元，山东20.28亿元，天津居全国第四位。[21]

由原意租界回力球场改建的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field:content}lt;/td/tr/table 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全面发展。教育方面，确立了向工农开门、为国家培养合格建设人才服务的新方向。至1952年底，全市小学学生比解放前增长1.2倍，中学学生增长1.5倍，高等院校学生增长近1倍。3年多来，使20万工农群众摘掉了文盲帽子，13万职工参加了各种业余技术学校的学习，在工农群众中形成一个学习文化的热潮。文化方面，通过改造旧的文化机构，建立了大众的、科学的新文化阵地。从1949年至1952年，全市的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由16个增加到25个，电影放映队由3个增加到44个，剧团由1个增加到30个，丰富了人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卫生方面，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新建了工人医院、纺织医院、第六医院、结核病防治院等大型医院，在劳动人民聚居区设立了200多个中小型诊所，病床增加到4000张。在大中企业20万职工中实行了劳动保护条例，小型企业和流散工人中实行了免费医疗。[22] 市政建设取得新的发展。为解决劳动人民居住问题，首先调拨部分公房分配给无房户，规定合理租价，使劳动人民有条件租房。1952年，在距工业区较近的中山门、王串场、西南楼、吴家窑、丁字沽、唐家口等地兴建了7处工人新村，新建平房5.5万间，解决了17万工人及其家属的住房困难问题。[23]为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环境，1950年9月起在劳动人民聚居区开展了大规模的下水道建设，彻底消灭了影响城市环境卫生的四大害--赤龙河、南开蓄水池、墙子河和金钟河。为解决行路难问题，在劳动人民聚居区铺设50多公里柏油路，修建了京津桥、北洋桥、大丰桥、狮子林桥。经过几年的市政建设，公共交通贯穿全市东南西北，全市人民都能喝上自来水。还兴建了水上公园、第二工人文化宫、人民公园、南开公园等10余处大中小型文化休息娱乐场所，初步改变了天津的城市面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由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市财政收入得到大幅度增长，1952年财政收入较1949年增长7.8倍。在财政经济状况获得根本好转的同时，人民生活得到不断改善，全市工业职工平均工资，如以1950年为100，到1952年为141.98，其他部门职工的工资也有不同程度增长。[24] table width=80% align=centertrtd align=center

img src='/mediafile/ccpc/zgds/zzzgtj002.jpg' border='0'/td/trtrtd 1952年，天津市委、市政府为改善市区居民居住条件，下力量兴建一批工人新村/td/tr/table 二、贯彻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随着全国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以及国营经济日益发展壮大，1953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天津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经过共同努力奋斗，至1956年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并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了良好开端。(一)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召开中共天津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后，天津市立即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从9月开始，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先基本群众后一般群众的顺序，传达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9月中旬，全市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分别向各区、各郊区和各系统的党员干部作关于总路线的报告。随后，各区委组织各系统的报告员和负责干部，向非党干部及党内外群众作宣传报告，组织讨论并开展了普遍宣传。据统计，自9月中旬至11月底，全市各界群众听取总路线宣传报告的达79.5万余人。[25]经过大张旗鼓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家喻户晓，迅速形成统一认识，在全市人民中得到广泛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市人民共同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纲领。为贯彻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今后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按照党章及中共中央有关规定，1954年7月20日至29日，召开中共天津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473人，列席代表100人，代表全市4.9万名党员。市委书记黄火青代表市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以来的工作，确定天津市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当前任务，强调加强党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大会一致通过黄火青所作的工作报告，并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和天津的特点，确定了本市今后的工作方针:根据国家计划，保证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生产和基本建设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力支援国家141项重点建设工程，积极供给农民生产资料和#from 本文来自九象www.jike120.com，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生活资料，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天津市第一届委员会，选出市委委员25人，市委候补委员10人。[26] (二)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急剧扩大了商品粮食的需求量，出现了粮食供应不足、农民待价惜售和私人粮商粮贩操纵粮食市场的局面。在中国实行工业化，必须依靠农业发展和农民的支持。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不久，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决议。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天津市立即贯彻执行。在城市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首先从供应比较紧张的面粉开始。1953年10月底，市委结合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全体市民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使粮食计划供应政策深入人心。从1953年11月1日开始，实行面粉计划供应，使面粉销量很快得到控制。12月1日起实行所有粮食的计划供应。各区成立中心粮店，并在全市设立供应点，市民凭折购粮，不限品种和数量，但不得囤积和转卖。同时，对牲畜饲料粮供应标准和食品业用粮标准也作出具体规定。此后，粮食供应中的盲目混乱现象得到根本扭转。12月全市粮食的销售数量比11月减少10.59%，比1952年同期减少21.36%。[27] 1953年12月18日，郊区农村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由于组织宣传工作做得好，郊区很快掀起一个积极出售余粮的高潮。王顶堤乡的农民写信给全市工人，决心把余粮全部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著名的姜德玉生产合作社在收割以后，立即卖给国家12.5万公斤余粮。至1954年1月底，全市收购粮食7459万公斤(包括统购前收购)，完成华北局分配任务的119%。对农村余粮户实行计划收购的同时，也对农村缺粮户实行统一销售。至1954年1月底，共供给农民各种粮食1800万公斤[28]。从1954年1月1日开始，对郊区粮食也实行全面的计划供应。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初步缓解了粮食供应的紧张，保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满足了工业化对粮食的需要，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实施。(三)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根据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天津逐步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几年的努力，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已经进行，并积累了一些经验。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天津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全面展开，至1956年1月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4年初至1955年春，是稳步前进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根据中共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对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采取典型示范、推广经验、自愿互利、循序渐进的原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先少后多、先慢后快的原则，防止命令主义和急躁情绪，工作发展是健康顺利的。至1955年春，郊区共建立992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32.43%。手工业有1.1万多人参加生产合作社，占手工业总人数的12%。私营工商业绝大部分纳入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有160多家。[29]第二阶段，从1955年夏至1956年1月，是社会主义改造大发展的阶段。至1955年底，天津郊区已有近7.2万户农民参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占总农户的82.7%。[30]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带动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1月14日，天津市101个私营工商行业，26000多家企业(18万多从业人员)，全部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31]1月16日，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达83000余人，占全市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0%左右。[32]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6年1月初，天津农村又很快进入了由初级社转高级社的高潮。全市原来的946个初级社，经过合并、扩大或调整，改建为201个高级社，入社农户92301户，占总农户的98.45%，平均每个社454户，最大的社达2000多户。[33]1月18日，天津郊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宣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造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至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经过清产核资、实行定息制度和对私方人员进行适当安排。然后根据“大部不动，小部调整”的方针，进行了工业生产的改组和商业的调整。至1956年底，私营工业5254户全部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私营商业59316户(占私营商户的85.7%)转为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工商业者成为国营或公私合营企业的公职人员。农业合作化方面，至1956年底，天津郊区共有高级农业合作社203个，参加户数92891户，占总农户的98.43%，入社耕地占农民总耕地面积的98.91%。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至1956年底，全市共有手工业合作社(组)825个，从业人员93375人，入社人数占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4.5%。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天津市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至1956年底，工业总产值中，中央与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的总产值占99.9%，私营工业仅占0.1%。在零售商业中，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的零售总额占92.75%，私营零售仅占7.25%。[34]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逐步健全，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在人民群众中逐渐树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天津和全国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四)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贯彻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一五”计划确定了中国建设现代工业基础的目标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以工业化为整个经济的主要任务，并且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和内地工业。国家“一五”计划对天津采取了只利用原有基础，不安排重点项目的方针。根据国家“一五”计划的要求，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天津市编制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充分发挥天津工业基地作用，大力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是天津在“一五”期间的主要任务。天津“一五”计划确定3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担负为国家新建企业或重点建设工程承制机器设备、培训和输送人才的繁重任务；第二，承担生产更多更好的日用工业品、供应全国人民需要的任务；第三，完成繁重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为确保这些任务的完成，“一五”计划对工业、农业、商业、基本建设等方面发展国民经济的指标都作出具体规定，标志着天津开始进入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新阶段。在执行“一五”计划的过程中，加强对工业的领导，改善企业管理，充分利用原有设备挖掘潜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降低了成本，有力地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满足人民的需要。第一，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许多生产资料。包括动力机械、建筑机械、矿山和通用机械、纺织机械、汽车配件以及农业、水利方面的各种机械、设备等。天津机械工业开始改变以往为本市服务的状况，逐渐以较多的机械产品供应全国各地，有些产品还直接支援了国家的重点建设单位。例如，80马力高速移动式柴油机和空气压缩机供应到玉门油矿、淮河水利工程、福建前线和海南岛；电动吊车支援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和阜新煤矿等几十个建设单位。北京、石家庄、邯郸、郑州和西北等地新建的棉纺织工业，都有天津生产的纺织机械。在鞍钢、武钢、包钢、武汉长江大桥、黄河三门峡水库等建设工地，也都有天津工业提供的各种机械。第二，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生活必需品。“一五”期间，国家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对于人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日用工业品，只能相应地加以发展。因此，天津作为国家原有的工业基地，承担了生产大量日用工业品的繁重任务。“一五”期间，天津纺织、轻工产品，如毛巾、胶鞋、精纺毛织品、棉布、棉纱、手表、自行车等，大量供应全国各地，特别是广大农村。1953年至1955年间，仅棉纱就提供了近18.9万吨，棉布近11.7亿米，针织品近41万吨，胶鞋2025万双，纸及纸板16万吨。[35] 第三，为国家培养、输送了一批建设人才。从东北、西北，到西南，在全国一些工矿企业和交通建设单位，都可以看到天津工业部门输送的建设人才和工作人员。据统计，1953年至1955年，天津工业企业共抽调2万多人支援了一些省市、地区和国家重点建设单位。例如，天津汽车制配厂到1954年输送到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干部和工人已相当于解放初期这个厂职工人数的三分之一；天津纺织工业支援了石家庄、邯郸、郑州等地新建的纺织工业，输送了几千名职工，其中包括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20多个工种的技术工人。第四，为国家积累了大量建设资金。“一五”期间，全市胜利完成各项税收和地方财政减除地方支出后上缴中央27亿多元的重大任务。这些资金，占“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的5.5%。在1955年，这些资金可以建设10万纱锭的纱厂41个，或修筑铁路4525公里。另外，天津市还多次成功发行了国家公债。1954年1月，全市完成发行4381亿元(旧币)经济建设公债的任务，超过计划总数的36.92%。1955年初至4月，又超过认购计划的14%，完成了发行1955年国家建设公债的任务。[36] 此外，在扩大国内商品流转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也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争取提前完成“一五”计划，成为天津人民的中心任务。为此，全市人民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以高度的积极性投入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广泛开展合理化建议，推广先进操作法和先进部门、先进人物的经验。根据中共中央充分利用沿海原有工业基地，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天津市加大投资力度，增添机器设备，改建和扩建一些工厂企业，把工业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和薄弱部门充实起来。1956年天津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达6945万元，比1955年增长1倍。其中，扩建、改建投资占92.27%，新建投资占2.73%。[37]这样使天津市一些重点产品的生产能力有所扩大，原有设备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一五”计划规定的主要指标提前一年完成。195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为35.69亿元，比1955年增长25.5%，为原订1957年计划指标的1.1倍，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计划。列入“一五”计划的20种主要产品，在1956年有钢、钢材、纯碱、电动机、机床、自行车、棉布等15种产品产量，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1957年的计划指标。[38]不仅如此，1956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指标也已提前一年达到1957年的水平。和1957年计划相比，地方工业(包括合营工业)总产值完成22亿元，超额完成了6.95%；手工业总产值完成3.6亿元，超额48.18%；粮食产量达到51900万余斤，超额6.1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现8.97亿元，超额14.56%；基本建设投资四年累计完成2.11亿元，超额9.68%。[39] 至1957年“一五”计划结束时，各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天津工业的加快发展，使经济面貌发生根本变化，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五)民主普选及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和人民民主政权的确立，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时机已逐渐成熟。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天津市开展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普选运动，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天津市选举委员会于1953年5月12日正式成立。6月以后，各区选举委员会也相继成立。市选举委员会成立后，制订了《天津市选举工作计划大纲》，并根据选举法制定了有关选举事务，选民资格审查的若干规定，全市共抽调训练了普选干部5379人，组织了庞大的普选队伍。市内各区第一阶段工作(人口调查，选民登记)9月份基本结束，到10月份进入正式选举。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天津市的广大群众以新中国主人翁的姿态和政治热情积极参加民主普选活动，至1953年11月下旬结束。全市1313558名选民登记，1251375名选民参加了选举，占登记选民总数的95.27%。全市各区共选出区人民代表1426名。[40]1954年6月28日至7月7日期间，天津市全市13个区(市内8区、塘沽区和4个郊区)分别举行区人民代表大会，先后选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09名，驻津人民武装部队选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名。天津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共519名。1954年8月9日至13日，天津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举行。会议应到代表519人，实到代表492人，列席代表91人。会议听取并审查讨论了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李耕涛代表市长吴德作的《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解放以来的工作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天津解放以来市人民政府工作的主要成就，提出在过渡时期内的工作方针:根据国家计划，保证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任务，积极地稳步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力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积极供给农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会议听取并审查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宋景毅所作的《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天津市1953年度财政决算和1954年度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还听取《天津市普选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宪法草案的宣传讨论工作的报告》，通过了《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薄一波、黄火青等28人为天津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普选的实行和市、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天津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逐步完备和更加巩固，人民政权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六)加强党内团结的教育，开展肃反审干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党内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的增长，出现了不团结现象，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1954年2月，中国共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召开，把解决党内不团结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进行揭露批判，并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4年4月3日至13日，天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会议听取了市委书记黄火青、市委副书记吴德关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华北局全体委员会扩大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并进行认真讨论。会议一致认为，中央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并通过致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电报，表示对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衷心拥护。同年5月，在全市组织工作会议上，天津市委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加强党的团结。天津市还在16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中，结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讨论进行了思想检查，批判了干部中存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通过学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使全市干部和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了一次系统的、深刻的党性教育。干部工作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从政治上纯洁干部队伍,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195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要求必须在两三年内对全国干部进行一次细致的审查，以便更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干部，保证国家建设任务的顺利进行。1955年下半年肃反运动开始后，中共中央于1955年10月发出《关于审干工作同肃反斗争结合进行的指示》，指出:审干工作应同肃反斗争密切结合。两者有联系性和一致性，但两项工作的任务、性质和工作方法是有区别的。肃反斗争是要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而审干是审查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天津深入开展了审干和肃反运动。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天津对干部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审查。审查干部的目的是，弄清每个干部的政治面目，清除混入党政机关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及各种坏分子，以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通过审查从多方面了解和熟悉干部的思想品质、工作才能，以便更有计划地培养干部，正确地使用干部。审干工作从1954年8月开始，首先对市科长级以上干部进行审查，1956年上半年基本完成任务。[41]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转为对一般干部的审查，年底已完成80%以上。至1957年底，全市已完成95%的干部审查任务。3年多来，全市的审干工作基本上是健康的，绝大多数的干部政治历史问题已经查清并作了结论，达到了审干目的。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一些反革命分子又开始活跃起来，企图阻碍、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据此，天津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开展了群众性的肃反运动。肃反运动主要在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开展，约有56万人参加，至1957年基本结束。[42]这次运动采取了发动群众揭发检举与专门机关调查研究核实定案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确实查出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总的看来，运动的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经过几年的肃反斗争，基本肃清了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社会秩序更加安定，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事业顺利进行。(七)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中国面临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而建设社会主义，就要用科学技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改变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落后的面貌。1956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经过建国后7年来的工作实践和思想改造，绝大部分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伟大力量。为贯彻中共中央会议精神，天津市进一步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加强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同年4月，天津市制定了《天津市知识分子工作纲要》，号召全市知识分子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繁荣天津市的科学文化事业。5月，中共中央确定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极大地调动了天津知识界的积极性，在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为确定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和方针，中共中央决定于1956年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给八大召开做好准备工作，1956年7月19日至30日，中共天津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正式代表663人，列席代表200人，代表全市7.3万名党员。[43]黄火青代表中共天津市第一届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对市委两年多来的工作进行总结，根据中共中央充分利用沿海旧有工业基地的方针，提出天津市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发掘一切潜力，发展经济，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天津市第二届委员会，选出市委委员35人，候补委员13人。大会选举周恩来等25人为天津市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3人为候补代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八大指出，在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今后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天津市委迅速对中国共产党的八大文件的学习和宣传作出部署。1956年10月，市委召开全体会议，传达八大精神，并提出深入学习贯彻八大决议的具体意见。要求在深入学习八大文件的基础上，严肃地检查思想，检查工作，并根据检查的结果，认真改进领导，改进工作，具体解决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切实贯彻执行八大精神。同年12月，市委召开扩大会议，要求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入学习八大的文件，在天津市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争取更多地超额完成“一五”计划，积极准备“二五”计划。为给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做好准备，中国共产党的八大后，天津市委在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国营企业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同时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吸收工人参加企业管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挥工人的主人翁作用。这些措施较好地调动了群众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57年，天津市增产节约运动蓬勃展开，至4月，全市有80%以上的工厂、98%的职工投入这一运动。在增产节约运动的推动下，1957年天津经济建设取得解放以来最好成绩，工业总产值比1956年增长10%，农业总产值增长5%，轻纺工业有70种拳头产品畅销亚非30个国家，[44]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八)“一五”时期创佳绩1953年至1957年，天津人民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不仅圆满完成了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而且加快了自身的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使“一五”时期成为天津解放后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一是天津工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工业生产结构有所改变，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有了提高。“一五”时期，工业内部结构发生变化，1957年重工业产值比1952年增长2.6倍，平均每年递增29.5%，超过轻工业平均每年递增13.5%的速度；重工业产值在全市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15.9%上升到1957年的26.7%。195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为40.43亿元，比1952年增长1.2倍，平均每年递增16.7%。主要产品产量也有较大增长，据对33种产品产量的统计，1957年比1952年增加1倍以上的就有22种。[45]“一五”期间，天津工业所创造的产品价值达150亿元以上，完成累计计划的106%。5年中，天津工业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一个以轻工业为主的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具有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纺织、造纸、橡胶、食品等比较完整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29.6%上升为1957年的48.9%，生产资料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0%以上。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许多不完整的工业行业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机电工业从仅能进行修配变成能独立制造机器，染料业从仅能生产硫化氰一种产品发展到能生产染料及中间体120余种产品。同时，全市出现了许多新兴工业，如塑料、仪表、精密机床制造等。5年中，天津地方工业试制生产了2627种新产品，其中有不少产品是全国首先试制成功和投入生产的，如玻璃纸、手表、聚氯乙烯、人造革，等等。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1957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比1952年提高39.8%，平均每年递增6.9%。[46]在工业总产值增加额中，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得的占63.4%。随着生产的发展，天津工业在全国的地位有了新的提高。5年间，全市地方工业总产值增长31.89%，高于全国地方工业增长速度。1957年，天津工业在全国的地位仅次于上海、辽宁，居第3位，而地方工业则从1952年居全国地方工业的第4位上升为第2位。[47] 郊区农业显著发展，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所增强。同1952年相比，1957年耕地面积增加6.34万亩，农业总产值增长18.3%。其中粮食产量增长29.3%；蔬菜产量增长77%；猪的年末存栏头数增加54%；奶牛增长近3倍；鸡、鸭等家禽饲养量也有较大幅度增加。[48]农业总产值中，渔业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7.8%上升到1957年的9.5%；林业的比重由1952年的2.6%上升到1957年的4.5%。[49] table width=80% align=centertrtd align=center

img src='/mediafile/ccpc/zgds/zzzgtj003.jpg' border='0'/td/trtrtd align=center1952年，天津汽车修配厂生产的第一辆汽车/td/tr/table 商业方面，物价基本稳定，商品流转扩大，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一五”期间，平均每年物价指数仅上升2.5%，大大低于工资增长的幅度，使人民得到了实惠。国内商品流转扩大是物价基本稳定的重要物质保证。与1953年相比，1957年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商品购进总额增长62.8%，自外埠商业部门调入商品总额增长24.4%，调往外埠商业部门的商品总额增长27.4%。连同私营商业和小商小贩在内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57年比1952年增长47.4%，年平均递增8.1%。在对外贸易方面，出口商品总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30.1%；出口产品中的工业品到1957年已占到37%。[50] 基本建设方面，5年内新建厂房、学校500余万平方米，新建职工住宅184万平方米。两者加在一起，相当于天津“一五”计划前原有建筑面积的45%。[51]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市科学、文教、卫生、体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同1952年相比，1957年全市职工人数增加90.9%，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增加66%，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增加2.3倍。全市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到1956年已基本解决。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总额，1957年比1952年增长97%，5年内平均工资增长30.7%，职工家庭平均每人年生活费收入增长23.6%，大大超过了物价指标上升的幅度。从50年代开始，职工就享受公费医疗等社会保险和多种福利待遇，1957年全民所有制单位支付的劳保福利费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7.1%。人民文化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快的提高，5年中共增加中等专业学校6所、普通中学81所，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1957年比1952年增长46.5%。电影、戏剧等文化艺术活动也比较活跃，与1952年相比，1957年电影院增加7个，公共图书馆增加4个。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与1952年相比，1957年卫生机构增长1.5倍，病床增加1.3倍，医生增加66%。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全市人口死亡率由1952年的10.7‰下降到1957年的9.3‰。[52]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天津执政的最初几年，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带领人民群众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在实践中掌握和提高了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执政能力，巩固了人民政权，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到各族各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中国共产党领导天津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推翻一个旧中国，更能建设一个新中国。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刘素新执笔[1]《天津接管史录》（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2]《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天津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3]《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1919―2000），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4]《天津接管史录》（上卷），第9页。[5]《天津接管史录》（上卷），第10页。[6]《难忘的岁月――天津市解放初期社会治理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7]《天津通志政权志?政府卷》，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8]《天津接管史录》（上卷），第538页。[9]《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天津卷），第512页。[10]《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天津卷），第514页。[11]《天津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12]《当代中国的天津》（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13]《天津通志?中国共产党天津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页。[14]《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1919―2000），第182页。[15]《天津通志?中国共产党天津志》，第256页。[16]《中共天津党建史研究》（1949―2008），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17]《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天津卷），第541页。[18]《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天津卷），第278页。[19]《中共天津党建史研究》（1949―2008），第44页。[20]《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天津卷），第399页。[21]《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天津卷），第516页。[22]《中共天津地方党史简辑》，中共天津市委支部生活社编辑出版，党的教育丛刊1991年第2―3期，第109页。[23]《征途回首》第二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24]《当代中国的天津》（上），第59页。[25]《天津通志?中国共产党天津志》，第418页。[26]《中共天津党建史研究》（1949―2008），第78页。[27]《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1期，第28页。[28]《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1期，第29页。[29]《天津通志?中国共产党天津志》，第11页。[30]《天津通志?中国共产党天津志》，第264页。[31]《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天津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32]《天津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15页。[33]《天津市农村合作制发展简史》（1949―1987），津新图字（88）第000249号，第145页。[34]《天津通志?中国共产党天津志》，第267页。[35]《当代中国的天津》（上），第94页。[36]李大勇：《天津经济发展5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37]《当代中国的天津》（上），第97页。[37]《天津通志政权志?政府卷》，第238页。[39]《天津通志?中国共产党天津志》，第267页。[40]《天津通志政权志?人民代表大会卷》，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41]《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1919―2000），第216页。[42]《中共天津党建史研究》（1949―2008），第65页。[43]《中共天津党建史研究》（1949―2008），第78页。[44]《中共天津党建史研究》（1949―2008），第98页。[45]《当代中国的天津》（上），第98页。[46]《当代中国的天津》（上），第98页。[47]李大勇：《天津经济发展50年》，第80页。[48]《天津通志政权志?政府卷》，第238页。[49]《当代中国的天津》（上），第99页。[50]《天津通志政权志?政府卷》，第238页。[51]《天津通志政权志?政府卷》，第238页。[52]《当代中国的天津》（上），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