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与南下潮汕
南昌起义与南下潮汕
举行南昌起义，是李立三等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至二十二日左右在九江开会讨论提议、中共中央五人政治局兼常委于七月二十四日前后批准和决定的。
(一)
一九二七年"七·一五"之后，武汉形势日益险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根据党中央的应变决定疏散，先后到达九江。当时党曾经设想，如果张发奎能脱离汪精卫，则可集合党所掌握的武装，与其合作回广东，去发动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再图发展。当时党中央曾命令鄂城、大冶等地的工农武装以及已不能在当地立足的共产党员、农协会员编入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中。至七月中旬末，党所掌握的军队，因为担任讨蒋任务，先后集中到了九江和南浔路一带。
七月十九日，奉中共中央之命，李立三、邓中夏到达九江，谭平山也于此时到达，遂即在九江召集一次谈话会。参加会议的有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谭平山、聂荣臻、叶挺等。会上分析认为：张发奎的态度日益犹豫右倾，且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之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与张发奎合作回广东，已很少可能，纵能回广东，也将难以实现我们号召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因此，应当抛弃依赖张发奎的政策，把党所掌握的军队尽快集中到南昌，与贺龙之二十军联合举行南昌暴动。因为没有不同的意见，当即决定将上述主张报告中央请求指示，李立三、邓中夏同赴庐山就上述主张与翟秋白商议。翟秋白对这一主张也表示完全赞同，二人即请翟秋白将上述意见带回武汉向中央报告，请求中央尽快决定。
七月二十日左右，贺龙到达九江。这时形势更加紧张，传闻张发奎等要开庐山会议，图谋解决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与此同时，张发奎电召贺龙、叶挺等到庐山山开军事会议。在这种形势下，在谭平山征得贺龙同意参加暴动之后，邓中夏、恽代英、谭平山等又召开会议，并电召李立三由庐山回九江参加会议。
会议讨论决定：军队应于七月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到南昌，二十八日晚举行暴动；在政治方面，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同时决定在反对宁汉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法等基本纲领之下，用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联名发表宣言。
在瞿秋白回到武汉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对张发奎的态度：如果张发奎坚持其拥护汪精卫的立场，即与之脱离关系，并在九江将其部队解决。因此当翟秋白把李立三等关子发动南昌暴动的提议带到武汉之后，中央表示赞成这一主张。中央常委在与新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讨论之后决定：筹措所需经费；将更多党的同志派赴九江；赞助国民党左派在九江的结合。同时决定组织党的前敌委员会，指定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代表党负责领导这次暴动。与此同时，中央还决定在武汉三镇发动反对武汉政府的总同盟罢工和示威，并通告各地党组织在秋收时期号召与发动广大的农民暴动，夺取乡、县政权。
七月二十五日前后，周恩来到达九江，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说明中央完全同意李立三等的意见。于是一面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一面即派邓中夏携带暴动的详细计划回武汉向中央报告。之后，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等即于七月二十七日同赴南昌，并即遵照中央的命令，正式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同时决定以贺龙、叶挺、谭平山、周恩来等组织国民党的特别委员会，公开主持暴动。由于考虑到军事上准备不及，又将暴动发动时间由七月二十八日改为三十日。
在周恩来等于九江、南昌开会作出上述决定的同时，中共中央常委也于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南昌起义以及与之有关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翟秋白以及加伦、罗明纳兹等。由于仍对张发奎抱有幻想，加伦又提议：在张发奎赞成回广东和不强迫叶挺等退出共产党这样两个条件之下，与他合作回广东，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与之分手，这样较为有利；如果张发奎不同意这两点，我们就在南昌与之分裂，发动暴动而后回广东。加之当时经费难以筹措，国际来电不许苏联顾问以任何形式参加这次暴动，并指出"若毫无胜利希望可不进行暴动"，等等。因此，罗明纳兹提议并经会议同意，派张国焘去南昌传达国际指示，考察实际情形并参与决定行止。张国焘于当晚八时左右动身，二十七日到达九江。因为张国焘对于举行起义疑虑动摇，到九江后就与贺昌、高语罕、廖乾吾、恽代英、夏曦等发生了一场争论。因为等火车，七月二十九日张国焘才与恽代英同赴南昌。出发前，张国焘于二十九日早晨和中午连发两电，强调暴动"宜慎重"，必须等他到南昌后再作最后决定。
七月三十日晨张国焘到达南昌后，前委立即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前委成员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以外，还有谭平山、张国焘、叶挺、周逸群等。会上，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极力强调"慎重"，并说：国际来电指示，"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并极力主张拉张发奎参加暴动或取得其同意，否则也不可动，等等。对于张国焘的这些主张，全体前委委员以及谭平山等，都一致反对，尤其反对以张发奎同意与否来决定是否发动起义的主张，认为这种暴动"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争论数小时之久，因张国焘是"代表中央意见"，故未能作出决定。七月三十一日晨再次开会讨论，多数人仍坚决主张发动起义。这时，张发奎将偕汪精卫、孙孙科等来庐山开会和九江《国民新闻》被封闭的消息已经传到南昌，张发奎在多次电邀贺龙、叶挺到庐山开军事会议之后，又来电通知贺龙和叶挺：准于八月一日到南昌。在这种形势下，是否发动起义，在客观上已没有再讨论选择的余地。这时，张国焘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但在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时，张国焘又极力主张增加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为委员，同时不顾周恩来、李立三的坚决反对，力主并强行决定张发奎为主席团成员之一。此外会议还决定在革命委员会之下组织参谋团主持军事计划。起义于八月一日凌晨发动，并一举取得了胜利。
(二)
起义胜利后，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委名义，召集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各省、市及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承认了特别委员会关于举行起义的处置，通过并宣布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二十五人是：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彭泽民、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叶挺、彭湃、江浩、苏兆征、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陈友仁、于右任、徐特立、张曙时、黄琪翔、朱晖日、经亨颐、贺龙、郭沫若、恽代英。同一天，在南昌《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以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吴玉章、林祖涵、于树德、恽代英、恩克巴图、杨匏安、柳亚子、高语罕、谢晋、白云梯、毛泽东、董用威(必武)、江浩、韩麟符、夏曦、许g魂、邓颖超、屈武等二十二人联名的《中央委员宣言》。
八月二日下午，举行了革命委员会就职典礼大会，大会由李立三主持，韩麟符授印并报告革命委员会成立经过，谭平山代表革命委员会接印并致了答词。
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后，即于八月二日发布了以下各项任命：
吴玉章为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高语罕、许苏魂、邹敬芳、丁晓先、肖炳章为秘书，组成革命委员会秘书厅；
林祖涵、恽代英、姜济寰、沈寿祯、罗石冰、邹敬芳、黄太吉为财政委员会委员，林祖涵为主席；
郭沫若、恽代英、廖乾五、方维夏、黄日葵、曹汉璋为宣传委员会委员，郭沫若为主席，未到任前由恽代英代理；
张国焘、彭湃、李立三、李小青、董方城、陈荫林、郭亮为农工委员会委员，以张国焘为主席；
张曙时、彭泽民、韩麟符、徐特立、王积衡、穆景周、林超白、朱蕴山、孟湘鉴、陈日新、林钧、邓鹤鸣、张余生、王一德、张开运、李林为党务委员会委员，张曙时为主席；
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
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未到前由章伯钧代理；
贺龙、叶挺、周恩来、刘伯承、蔡廷锴(后改邓演达)为参谋团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
贺龙兼代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未到任前由叶挺兼代。
在南昌起义发动的同时，中共中央于八月一日发出了给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斗争。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而为一贯的斗争。"指示信还通知前委：中央"决定由前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县)、宜(章)、汝(城)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受前方革命委员会的指挥，并借给相当的饷弹。党内由泽东、郭亮、夏曦、卓宣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以泽东为书记，在湘省委指导之下主持之，同时与前敌(委员会)发生关系。除派泽东克日动身往湘南工作，望兄处即遵照此信抽调兵力交郭亮即率领前往目的地为要。"与此同时，中央致函湖南省委，通知："(一)寄上湘南工作计划一份，此计划系由泽东提出已经常委通过者。(二)全湘农民暴动的指导计划，分派工作人员的责任仍归省委。(三)以后关于军事调动委托前敌委员会决定，决定后呈报中央，转知湘委。"此外通知了湘南特委的组成人员名单。
继之，在经过了七月下旬的酝酿并决定之后，中央于八月三日发布了《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大纲要求：湖北--政治上给现统治者一个扰乱，使其不能稳定，牵制其对江西压迫；经济上实行四抗即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湖南--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需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之权)，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江西--(一)马上夺取乡、县政权；(二)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三)尽量杀戮土豪劣绅反革命派；(四)积极参加革命军对反革命派的军事战争。广东--革命军所占地方，原则与江西同，军力暂未达到地方即起来暴动响应，夺取乡村政权，建设农会威力，并实行土地革命政纲：如有可能立即夺取县政权，用以引导革命夺取全省政权。
南昌暴动的消息传到武汉之后，汪精卫立即下令张发奎严办，张发奎复电称已派兵"严剿"。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张太雷、林育南等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南昌暴动后武汉政府及其中央军委动态的分析和武汉三镇八月二日总罢工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翟秋白提出：为响应前方(指南昌起义)，武汉应不断扰乱。会议在讨论后决定：(一)派人送信去粤；(二)下令湘(省)委即动；(三)泽东不去湘南，仍留原来工作；(四)为使湘省农运工作有成绩，必须加强湘委，派蔡和森去长沙参加省委工作为省委委员(五)通过罗亦农提出的《湖北行动大纲》。《大纲》围绕推翻武汉政权这个中心，除规定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的政治、经济等斗争，"切实从事武装暴动的准备"以外，还特别规定："响应南昌军事暴动，多做政治宣传，在行动上牵制武汉政府出兵攻打江西。""为领导农民响应武汉工人及革命的南昌暴动，必须派大批同志至乡村中工作"。
八月四日，中央除向顺直、山西等省通报了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外，根据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分别发信给湖南和广东省委，指示湖南省委："湘省农民暴动即须发动。......和森派赴长沙参加省委工#from 本文来自九象www.jike120.com，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作为省委委员。中央暂留汉。"对广东省委，除通知已派周其鉴、彭湃及大批同志由江西向广东前进，罗绮园由海道返港带去中央关于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之外，并指示省委："贺龙叶挺军队已在八月一日早在南昌发动。......汪等本预备二日在九江开会，闻信回武汉发令讨伐贺龙叶挺。......中央昨日会议决定粤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并应设法与前敌委员会"互通声气以便进行"。同时还强调指出："我们军事的成败在此一举。请粤省特别注意，并迅速进行为要。"
(三)
八月三日至五日，南昌起义革命军的各部队、革命委员会以及前敌委员会，先后从南昌出发南下，实行中央决定的"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攻击朱(培德)军后直奔东江"，"与广东东江农民结合"，然后夺取广州"建立我们政府"的"原定计划"。
为了响应与配合南昌的发动，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再一次致函湖南省委，指示："南昌政变，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与湘粤赣鄂四省的秋收暴动，其意义又是一贯的。......南昌政府给了四省暴动以有力的帮助，在此时四省应给南昌政变以有力的响应，这一响应一方面即是开始秋收暴动。把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则土地革命的胜利是有大大的希望的。"中央还要求湖南省委"把南昌政变的意义向城市和乡村作极广大的宣传，鼓动农民开始秋收暴动，鼓动工农群众极热烈的响应南昌政变。"同时"应征调一切反唐(生智)力量，采取一切破坏手段，以牵制唐(生智)军对南昌的压迫。"同一天，周恩来由南昌向中共中央发送了关于南昌起义情形的报告。但是，由于报告未能送到中央，前委以及整个部队从此即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八月六日，中共中央致函广东省委，指示："不久叶挺军到东江，可使闽南农民同时响应"。为了保证这一方针能够实现，中共中央并特别指出："你们的通讯处已告闽南，但恐太迟，最好你们去找一下。"
八月二十二日，革命军到达宁都、石城一线时，中央在"叶、贺离南昌后之情形此间完全未得到报告"的情况下，一面经过广东省委和南方局，命令"叶、贺之师须迅速到达目的地占领东江"，以便"早拿住东江两个星期则反客为主可以进击敌军夺取广州。"一面于同一天分别致函广东、湖北和湖南省委，指令广东省委："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内应。""两江(按：当是指广东的西江、北江地区)及南路亦需立即有军事的动作和农民暴动"。指令湖北省委"准备暴动时之大部分势力"和炸毁或破坏武昌无线电"以断粤鄂交通"。指令湖南省委："(一)全省暴动应于月底开始；(二)平、浏一带设立特委于平江，直接与鄂南联络，一致动作"。
九月五日，中央在审议了江西省委的书面报告和听取了吴振鹏的口头报告之后，致函江西省委，重复指出："南昌暴动的意义是为要彻底(实行)土地革命，而与一切反动派作坚决的奋斗。革命委员会应在此事变中提出'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民选革命政府'，'一切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等口号，并须在革命军势力所及地(区)实行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派。但据某同志(按即吴振鹏)的报告，革命委员会所有就职演词，布告、传单、标语，不但没有提出这些口号，甚至对反革命派也非常优容，......假使确实如此(某同志末尾声明或者他记忆有错误也未可知)，则革命委员会未能照着党的新政策切实去执行，是非常错误的。过去中央对于这些情形一点也不知道，前委亦始终未来一报告，你们接此信后，务必将当时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措施(如传单，口号，标语，布告，对反革命派及其他各方面的详情)详细作一报告。"
在中共中央发出上述指示信的同时，革命军在取得会昌之战的胜利之后，革命委员会以及十一、二十两军，均已抵达汀州--瑞金之线时，大约在九月五日左右，周恩来派陈宝符送报告结中央。报告除概述了"会昌战役"的经过情形，钱大钧部的去向，汕头国民党军队防务力量以及黄琪翔回广东的消息等等之外，重点说明："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否则，在潮、汕须一月余之整顿，子弹兵员之补充乃是最急。"同时并要求中央："我军如已取得潮、汕，望即由上海派一得力人来接头。""革(命委员)会至汕头后，当以国民政府名义办事，外交缺人，请派太雷前来主持。""如汕头攻下，请派得力人员尤其是军事人员前来工作为要。""望电知粤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然而不幸的是，这个报告在当时也没有及时送达中央。此后在起义部队到达汀州之后，在九月五日至九日之间，前敌委员会又决定国民政府以谭平山为委员长，以陈友仁等及工农分子顾顺章、王荷波、苏兆征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革命军和前敌委员会在同中央失去联系的同时，在八月五日到九月五日的一个月中，也没有能同广东省委以及南方局建立起联系。大约在九月五日前后，周恩来在派人送信给中央的同时，也派人送信给广东省委。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所派之人直到九月十五日才到达省委。
张太雷遂即于九月十六日和二十日写信向中央报告："今天方得前方来人，有确实报告(其内容即周恩来九月五日前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会昌战役经过的情形)"；同时说明："汕头下后，赴汕与恩来等会议"。九月二十日的信又说："......前方一直无消息，直到十五日方见到前方派来同志带有恩来一信，又因路上受湿一字洗不出。只得其口头报告，前信已告知吾兄矣。近日又无消息了。我方所派去之同志至今无一人回"。此后直到九月二十三日，中央既没有收到陈宝符送的报告，也没有收到张太雷九月十六日的"仲夏兄并即用电转中央(当时中央尚在武汉)"的报告和九月二十日的"世荣先生大鉴"(世荣即吴世荣，系中央当时的代称)的信，因而在九月二十三日给广东省委的信中，仍然对于"叶、贺军队不知已到什么地方"表示焦虑。
九月二十四日，革命军和前敌委员会以及革命委员会先后进驻汕头，并即决定成立国民政府，以谭平山任主席。九月二十五日左右张太雷到汕头后表示"极端抗议"这一决定，随即于九月二十六日召开南方局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名单暂不发表"。张太雷并于九月二十七日写信给中央，要求"中央迁来"；同时要求"各科工作人员，请即派来"；"钱及政府问题速决定通知"。继之张太雷又于二十九日于汕头再次写信给中央称："决定通知平山离此赴俄。对于政府机关现时纷乱，XX加以整顿。一切宣传须集中宣传委员会，并扩大宣传，......中央最后即迁来我方能脱身。"
然而此后的一、两天内，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九月三十日和十月一日，潮安和汕头相继失陷，十月三日三河坝一战，革命军终于失败，一部分部队退入海陆丰地区，一部分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退到福建的平和、永定一带。
在收到前述的张太雷九月二十九日的信和十月二日广东省委和南方局关于潮汕失陷的报告之后，中央大约在十月七日(或八日)，复信给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一面表示对"这次失败是非常奇怪"，同时指示要极广泛的尽可能的发动农民暴动，强调"此等暴动农军应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东江固然重要，而南、北亦须起来，以围攻广州为主要目标。""叶、贺军应与农民军合起，直奔广州，沿途不能濡滞观望，......应以尽量多余枪械，沿途武装农民，扩大军队，一直杀去。""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勇猛的号召工人、手工工人，一般平民起来夺取驻军警察武装。"关于政权，中央根据国际指示精神，指示应"以建立工农代表会议的政府为主要口号"，"如取得广州，应当召集各路暴动的农民工人团体代表(能到多少是多少)，开一革命会议，选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广州市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实即苏维埃--应为政府之主干)。
政府之中不必设委员长，如来信所云谭平山为委员长是不行的。只须由革命代表选出(多多加入工农分子)之政府中，设一常务委员会(应选进仲甫、兆征、恩来等为主要干部)，此处可略加沫若及其他左派分子，以保证本党绝对领导权为原则。"中央在信中还特别指出："上述的农民暴动的大爆发，即使贺、叶完全败退(如报载回闽消息)，也须积极进行"。对于张太雷要求派人的答复是："中央俟维汉到后(按：中央由武汉迁上海时，李维汉是最后动身的，此时当正在武汉到上海的路上)当决定派人来。"
之后，到十月九日，除周恩来、叶挺等尚在军中之外，李立三、恽代英、刘伯承、林伯渠、吴玉章、贺龙、彭湃、张国焘、谭平山等在离开部队后，先后经由陆丰到达香港。张国焘等到后与广东省委开会，根据"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决议和告党员书的精神，决定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废弃国民革命军的名称而改用工农革命军的名称，但仍用革命委员会的名义，集中工农势力及军队，继续积极发展工农斗争，争取政权。另一方面，十月五日前后即由陆丰动身回香港的张太雷，直到十三日才回到省委，随即于十五日召集了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张太雷在会上作了《"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
十月十日，召开了迁到上海之后的中央常委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翟秋白、苏兆征、李维汉、邓中夏等。会议讨论了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以及广州暴动问题，叶、贺军队的方针和方向问题以及失败后的善后工作等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随之于十月十二日发出致广东省委信，指示："中央认为叶、贺(军队)既已溃败，在最短期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停止"；但是不应因此而停止各地之暴动，而应当如中央以前各次信所指出的，"矫正从前以农民为副力，等待叶、贺军队到来的错误观念，相信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坚决的领导他们继续不断的暴动，夺取县政权，......分配土地，一直到推翻整个的反动统治，夺取全省政权"。关于叶、贺部队今后的方针和方向，中央指示："应积极拥护农民暴动，剩余之枪支尽数武装农民，不可靠之部队以农民改编。
就叶、贺军队本身讲，亦只有极力拥护农民暴动才免被敌人消灭而可寻找最后的出路。""现时叶贺残部无论退到何地必须紧守两个宗旨：第一不投降敌人，第二，尽力帮助农民暴动。不得已时图向湘南发展，最后失败始上山。此时退往海陆丰之部队，亦不能作就地休养保守的想头，这不仅在地理上不能，即在给养上亦无办法，勉调取之则必与农民冲突。此时只有帮助农民猛烈的发展暴动才是出路。"关于善后工作，中央要求南方局应即在香港、厦门、汕头等地设招待处，招待前敌溃散之同志，具体的办法可与中央派去之颜昌颐商量决定："大要是可以留在广东工作的同志，或可以就近回家之同志，尽量留在广东工作或暂时回家，不能留者则令其回沪。现尚在前敌负重要工作的同志，无必要留在前敌时须一律设法回沪。"信末要求省委将中央精神"派人通知前敌"。
十月二十四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南昌暴动以及南征的意义与失败之经验教训的第十三号通告。
南昌起义虽然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而终于失败，但它却如一声惊雷，振奋了处于国民党新军阀残酷镇压与屠杀下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与胆略，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于九、十月间领导的向井冈山的进军一起，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新时期。（赵朴）
(《中共党史研究》198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