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关系回顾

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关系回顾

东北抗日联军曾在苏联境内组建了自己的教导旅，集训时间将近5年之久。最后又直接参加了苏联红军解放全东北的战役，消灭了日本关东军，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之间的关系是在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有其特殊意义。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创建的。自中共中央于1933年由上海迁至江西苏区之后，满洲省委和党中央的联系只得通过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来取得，直到1937年底中共代表团大部分离开莫斯科回到延安为止。当时在苏联的海参崴设有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秘书处这一机构，东北的党组织就是经过海参崴和莫斯科建立起交通联络的。当时，党驻太平洋秘书处的中国工作人员叫杨春山，也叫斯达干诺夫。

东北党的国际交通员经常来往于牡丹江、绥芬河、海参崴之间。驻该秘书处的另一位中国工作人员吴平同志也多次被中央代表团派到东北各地传达代表团的指示并巡视东北党的工作。由东北的地方党和游击队派到苏联学习的人数先后有300余人，其中少数人学完之后又返回东北工作。但是，直至1937年底，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或边防军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接触。

1933年，东北的抗日救国军、自卫军、护路军等缺少国民党政府支援，供应得不到保证而无法坚持与日本侵略军的作战，陆续被迫撤退到苏联境内，苏联又转道新疆将他们一批批遣返中国。这些做法说明了当时苏联对中日关系所采取的严守中立的态度。

到了1938年，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对抗日联军极为不利的态势。由于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已返回国内，东北各省委和我党中央的联系完全中断。这时处在松花江下游的抗日联军几个领导人都想通过苏联的协助和延安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同时想试探一下苏联能不能在武器方面给我们一点帮助。在1938年的一二月间，先后有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六军军长戴洪滨、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越过了黑龙江进入苏联境内。戴洪滨是率部在萝北县境与日军作战失利的情况下，为了免遭围歼而带领500余人的武装队伍越境的。赵尚志和祁致中则都只是仅率少数随从人员进入苏境。由于他们事先和苏方没有任何联系，苏联对他们都是按非法越境者处理的。戴部500余人被集体遣返新疆，交给了国民党政府。到新疆后他们要求去延安，国民党未予理睬。以后他们被分散地按排在当地就业，许多共产党员也从此失掉了组织关系，处境相当不好。3位军长虽未被送往新疆，但被长期拘留，直到1939年夏天才允许他们返回东北。

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也于1938年2月经饶河县境越过乌苏里江。他是利用抗日联军第七军的关系和苏联的边防军接头的，第七军的队伍是从1934年起在饶河地区发展起来的，因为和苏联只有一江之隔，早就有了相互间的来往。军参谋长崔石泉多次进入过苏联境内。但是交谈的内容多限于有关日伪军的情报方面。不过也可以从苏方得知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关内的抗日战争形势。周保中在崔石泉的引导下和苏联边防军的代表见了面，提出要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要求经过莫斯科发电报给延安；或者是去海参崴，设法到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秘书处找到斯达干诺夫，即杨春山。但是很快了解到杨春山已不在海参崴。苏联人以后又答复说莫斯科和延安之间联系不上，对此苏方表示颇为遗憾。

周保中此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是由于他在莫斯科学习过两年多，能用俄语和苏联人对话，又有和苏联人交往的经验，因之苏联边防军的代表对周保中产生了信任感，表示愿意保持相互间的联系。苏联人为周保中配备了无线电台和报务员。除此之外，还将他们能够得到的中共中央的报纸和书籍，如《新华日报》、《论持久战》等给了周保中带回东北。从这时起，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边防军之间的关系才开始有了一点变化。

至于抗日联军的三个军长赵尚志、戴洪滨和祁致中，被苏方关押到1939年6月才准许他们返回东北。是什么原因促使苏联这样做呢？笔者估计可能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是苏方不知道东北抗日联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对待几位军长的口头陈述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将他们按非法越境者看待。二是苏联在1938年之内正在清党，远东军区司令员布留歇尔元帅是清理对象。赵尚志在去苏联之前，曾派第六军第二师师长陈绍滨先去苏联联系过，当时接待的苏方人员曾向陈绍滨表示过愿意接待抗日联军的军以上负责人。赵尚志是在得知有这样的许诺后才去苏联的。从时间上看，赵尚志进入苏联境内时正是苏联清党开始之后，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化。如果是原先许诺赵尚志入苏的有关人员当时已成为阶下囚的话，那么赵尚志等人的长期被关押，就是比较合理的解释了。

这样，在1938年之前，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边防军之间的关系，只是有个别人之间的联系，其目的只不过是相互交换有关日本关东军的情报而已。

后来，在1938年1939年的两年当中，苏联和日本之间关系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就是哈桑湖地区和哈尔欣河地区的两次边境冲突。事件是由日本关东军挑起的，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苏联的试探行动。笔者认为是出于这一原因而促使苏联方面在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1938年底，曾有两批为数不多的抗日联军队伍被迫分别于虎林地区和黑河地区进入苏联境内。苏方对他们只作了短期的拘留审查。当确信他们是抗日联军成员之后就将他们暂时保留在苏联境内。其中有些人经短期训练后被派回东北进行武装侦察活动。原抗联第三军的一个团长李铭顺就长期地带领着三五个人多次进入东北境内执行这样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他们的工作直到1945年8月才告结束。

到了1939年夏季，苏联远东军事当局就释放了抗日联军的3个军长赵尚志、戴洪滨和祁致中，还将保留在苏联境内的抗联人员100余人合编为一支武装队伍，其中包括陈雷、于保合和李在德等人。苏联人向这支队伍宣布赵尚志为总司令，戴洪滨为参谋长兼总队长，祁致中为副官长。这支队伍返回东北境内之后第一仗攻打乌拉嘎金矿取得了胜利，还吸收了不少金矿工人入伍，队伍扩大到200多人。但是很快在攻打汤旺河七号桥时损失重大。同时派到绥滨活动的一支队伍也连之失利。到了年底，赵尚志身边人员又仅剩下了二三十人，无法坚持过冬，就重新越过边境进入苏联。这次不成功的军事行动颇使苏联人有些失望。

在同年9月，北满省委常委冯仲云在事先征得同意后也到了苏联，他这次受到了苏远东军代表的友好接待。他此行的目的，一是想知道一下长期被滞留在苏联的3个军长，即赵尚志、戴洪滨和祁致中的情况，他当时还不知道赵等已在6月间返回东北；二是想通过苏联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三是想借苏联的帮助和吉东省委及抗联第二路军的负责人周保中取得联系。因为在1938年遭受严重挫折之后的抗日联军继续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每逢冬季，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苏联人对冯仲云的请求持积极态度并给予了协助，除了表明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的通讯联络尚未沟通并对此表示遗憾之外，为了寻找周保中，苏联人立即派出以李铭顺为首的侦察小分队进入东北，到宝清和依兰一带寻找。周保中11月到达苏联，12月赵尚志也到了苏联。就是在这样难得的机会下，周保中和冯仲云、赵尚志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但是，很快又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在1940年的1月，北满省委通知在苏联的冯仲云，说省委第十次常委会已作出决定将赵尚志永远开除党籍。理由是赵尚志率队返回东北活动期间散布谣言说李兆麟、冯仲云和周保中等都是日本奸细，赵尚志还说北满省委以及三路军的其他几个负责人金策、张兰先、许高植等都有奸细嫌疑。赵尚志还企图以奸细罪名，捕杀上述人员。北满省委要求冯仲云将此情况转告苏方。周保中和冯仲云在和赵尚志谈到北满省委的决定时，赵尚志否认北满省委对他的指责。为此，周、冯二人和赵尚志花了较长的时间进行交谈。赵尚志虽有怨气，但也不得不接受周、冯对他的批评：如他的一贯的左倾观点，他对中共代表团的指示采取不应有的抵制态度，他的比较专横的工作作风以及经常以不负责任的态度胡说别人是奸细等。同时，赵对周保中和冯仲云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总之，三个人是完全以同志式的坦率态度毫无保留地进行着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说是颇有效果的。经过这样的谈话之后，周保中和冯仲云各自给北满省委写了一封信，表示支持省委的决定，但建议把永远开除党籍的写法修改一下，去掉“永远”两个字。后来北满省委接受了这一建议。苏联人对3人会谈的情况也非常关心，并对会谈结果表示满意。由于赵尚志和北满省委的关系已经破裂，当苏联人征徇周保中的意见，可否让赵尚志去第二路军任副总指挥时，周保中虽然也认为赵尚志是个难以与之合作的人，但是在衡量了多方面的利害关系之后同意了这一意见。

在上述问题解决之后，在周保中的继续主持下，周、冯、赵3个人共同研究了东北党及抗日联军的领导机构问题、部队整编问题、武装斗争方针问题以及和苏联的工作关系问题。在领导机构上，酝酿了吉东与北满两个省委合并的可能性，也提出了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合并的设想；还希望在与东南满取得联系之后能建立起东北党的统一领导机构。关于部队的整编，鉴于兵员日益缩减，建议各个路军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几个支队，支队不设大队、中队。支队番号是：第一路军为一、四、七；第二路军为二、五、八；第三路军为三、六、九。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上，由于在1939年之内部队遭受的损失依然较大，决定今后应以保存实力为主，尽可能地使部队缩小目标，活动分散一些。

周保中和冯仲云还认为应该借此机会明确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当时无法取得我党中央的直接领导期间，应争取苏联边疆党委以及苏联远东军对中国的东北党组织以及抗日联军的指导关系。为此，苏方派出了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和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为代表，与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等3人进行了会谈。同时苏方还决定伯力和双城子两个地区的部队负责人也列席会议，因为抗联人员穿越国境线的地区都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会议确定了联共边疆党委会和远东军司令部对中国东北党及抗日联军的指导关系，同时双方都声明这是在未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之前的临时措施，并且明确了苏方不干涉中共党的内部事务。除此之外，中苏双方还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即当抗联各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必须转移至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生活上的方便条件。

这次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以及有苏方代表参加的会议，在抗联历史中称之为第一次伯力会议。在会议结束之后，赵尚志随同周保中经饶河，冯仲云则经黑河返回中国东北。

在1940年9月间，苏联远东军以其联系人王新林的名义给抗日联军一些领导人发出通知，内称：今年12月将召开东北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将有中共中央代表参加此会。预定在此次会议上解决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有关的一切问题。各军事领导人、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要在12月前到伯力报到。被通知到会的有：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政治委员魏拯民，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第五军（尚未改为支队）军长柴世荣、政治委员季青，第二支队（原第七军）支队长王效明，北满省委书记金策，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政治委员冯仲云等人。

陆续接到上述通知的抗联领导人都喜出望外。盼望和党中央取得联系，是大家等待了几年的事情。因此，从11月到12月，各领导干部在自己部队的护送下，突破日伪军的围剿网，相继进入苏联境内。但是，杨靖宇已在1940年春季牺牲，魏拯民当时被日伪军围困在桦甸县牡丹岭的密营中。他和苏联人没有建立起无线电联系，无法得到通知。在长时间断粮之后于1941年春去世。在1940年的12月前后，第一路军仅有少数部队冲出敌人的包围并从晖春方向撤退至苏联境内，其中领导人有金日成、安吉、徐哲、崔贤和朴德山（金一）等人。金日成、安吉和徐哲三人被指定为东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的代表参加了第二次伯力会议。

当周保中和李兆麟等人到达伯力之后，苏联人才告知实际上并没有中共中央代表要来的事，因为当时苏联和延安之间依然没有联系。苏联人解释了他们的用心，他们认为这样的会议是非常需要召开的，考虑到中共党员的自尊心，认为只有用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才能把各位请来，希望大家谅解。

当时抗联同志虽对中央代表未来很失望，也对苏联人的做法不满。但是也认为能够有这样广泛代表性的领导干部在一起开这样一次会议很有必要，而且在冬季最险恶的环境中，使抗联队伍转移至苏联境内度过冬季也是有利的。不过，在会议的酝酿过程中，与会人员发现苏联人有一个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的领导关系和斗争方针的新设想，他们的这些设想是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和兄弟党之间关系原则利益的。

在尚未正式开会之前，苏方代表王新林先以个别交谈方式透露出自己的方案来试探我们的反应，他的谈话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东北抗日联军按目前这样的游击作战方式是难以维持长久的，这样的惨重损失是谁也无法经受的；②日本人的严密封锁隔离政策，使东北抗日联军无法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你们缺少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这是游击队屡次遭受挫折的原因，这种情况目前看不出有何转机；③抗日游击斗争的方式应更加小型化，以三五人的小分队单独行动的办法为主，但不是执行一般的游击作战任务，而是以最隐蔽的方式执行武装侦察任务，广泛收集军事情报，为最后解放全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做长期准备工作；④由一名苏军人员担任抗日联军总司令#from 本文来自九象www.jike120.com，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中国党东北的几个省委则不要再管抗日游击队的事情。

王新林所指出的抗联所处的环境，应该说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东北抗日联军在1938年之内，人数由3万余人锐减至5000人；到1939年年底，总人数可能还有2000人；而到1940年底，抗联撤退到苏联境内的加上仍然留在东北境内斗争的合计起来已不足1000人了。每年夏秋两个季节里可以打几次胜仗，增加一些兵员；但一到冬季又损失惨重。因此斗争方针确有重新研究的必要，第一次伯力会议虽说是提出了以保存实力为主，但是由于无法抵御敌人冬季的重点围剿，损失依然巨大。至于苏联人提出的要把抗联队伍全部改编为武装侦察小分队，虽然总的目标也是对日斗争，但是它改变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性质。同时侦察分队有它自己的特点，保密性强，派遣出去和返回必须是极端秘密的，而且又必须是经苏联人实现的，这种情况任何抗联领导人都无法插手，因此无法继续保持和保护抗日联军的行政管理系统。这样下去，有朝一日苏日战争爆发之后，在东北境内就不可能再出现一支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在抗日联军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也无法形成政治上的核心力量来领导东北人民的解放斗争。这将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如果再加上由苏联人担任抗日联军总司令，那显然是剥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武装部队的领导权。让省委和抗日联军分离开来，也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在有关上述问题的个别交谈中，多数抗联同志都感觉到苏联人的意见是不能同意的。不过因为事关重大不便表态。只有苏联代表王新林找周保中交谈时，遇到了周保中的强烈反对。周同意王新林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目前的损失过于惨重，因而必须在保存力量方面有些新的措施；但是抗日联军的性质不容改变，不能把它变成苏联人的情报工作队；由党指挥自己的军队是一项不可改变的原则，苏联如此，中国共产党也是同样，由苏方人员担任抗联总司令是不可取的，它违反了兄弟党之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抗日队伍必须由中国党的省委领导。王新林仍然想说服周保中，两人甚至争吵起来，但周保中坚决提出，如果王新林一定要坚持己见的话，他只好带着自己的队伍返回东北战场，即使是死，自己也应该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的枪口而倒下。王新林和周保中之间的谈话最后陷入了僵局。

与此同时，周保中也和其他抗联领导人普遍地交换了意见，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和苏联的共同敌人，苏联支援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抗日联军与苏联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来搜集日本关东军的情报也是在履行我们的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是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进行反日游击战争，不能放弃我党的自主权。我们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但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我们决不能使东北的党组织和它的武装队伍都处于被取消状态。

在周保中的引导下，抗联的其他领导人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都说原来自己也感到苏联人的意见不对头，只是不能从道理上象周保中说得那样清楚。于是，在12月20日，他们以周保中和李兆麟二人名义，向王新林递交了一份书面声明，其大意是：按你们原来的通知有中共中央的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如果是那样的话，将应由中共中央代表和你们来共同制定东北抗日联军今后的斗争方针，并确定我们和苏联远东军之间的工作关系准则。在12月16日你们告知我们，没有中共中央代表前来。这样我们只能继续依照第一次伯力会议所制定的各项原则办事。也就是说，会议所要决定的，必须是由东北的党组织来进行讨论并加以批准才能有效。因为：第一、东北的抗日游击运动，不论其现在的情势如何，它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党领导游击运动，游击运动的一切问题必须由党组织决定。第二、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接受你的指导，这是在特殊的条件下的临时措施。第三、按照现实的环境，不论是为了加强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还是为了巩固苏联远东地区的边防而工作，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军之间的相互支援关系显然都是重要的。为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组织，必须依照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一贯精神，做出自己的决定。因之，要求王新林作为会议召集人，必须对这次会议的性质、任务及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并要求由我们东北党的领导干部和东北游击队领导干部先后开一次预备会议，集中讨论东北的全部问题。

这个声明实际上是对王新林想要直接把东北的抗日游击队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意见最明确的反驳。而当时参与这一工作的其他几个苏联人都感到周保中的意见有高度的原则性；并且表示支持周保中，致使王新林陷于孤立。苏联远东军也很快作出决定，由另一位负责人接替王新林的工作。但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仍然沿用王新林这样一个中国姓名作为代号。这后一个王新林和原先的王新林有明显的不同，他表示同意由中国同志自己首先开会研究自己需要研究的问题，尔后再和苏联同志共同协商双方有关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次伯力会议在1940年的12月下旬至翌年1月上旬举行。会议的参加者，有北满省委和抗联第三路军的李兆麟、冯仲云和金策；吉东省委和第二路军的周保中、季青、王效明、崔石泉和柴世荣；东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的金日成、安吉和徐哲，共11人。原来按王新林的通知应有赵尚志到会，但是在1940年赵尚志在第二路军担任副总指挥期间又进行了许多反对周保中和李兆麟的宣传活动，而且工作上毫无建树，因此没有人赞成他参加这个会议。

这次会议在与会者广泛交换意见之后，逐步形成了以下几点共识：①此次会议的性质是全东北党的会议；②会议一致同意第一次伯力会议所决定的几个问题和那次会议所规定的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边疆党以及远东军之间关系的几条原则；也一致同意以周保中和李兆麟两人名义致苏方王新林的声明信；③提出了一项为统一东北党和抗日联军领导机构的建议报请我党中央批准。

在会议的结束阶段，新的王新林被邀请参加了会议，由周保中向王新林介绍了会议中所研究的几个重要的内容以及大家的共同意见。王新林表示完全支持中国同志的决定，同时他代表苏联远东军声明：他们将依然遵照第一次伯力会议所确定的原则行事，即：远东军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指导关系只是临时采取的必要措施，而这样的指导关系又必须是在不干涉中共党的内部事务的原则下进行。这样，这次会议便圆满地结束了。

从这次会议之后，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之间的互相支持与合作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在1941年的三四月间，他们同意了抗联作出的重返东北战场的决定，并用日式轻武器和日军军装把游击队员装备起来，分批通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进入中国国内。但是在4月13日，苏联政府公布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远东军立即通知了抗联部队停止行动。他们认为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希望抗联同志理解他们的决定。这样，周保中和冯仲云（李兆麟已在此之前率队返回东北）来到北野营和抗联同志共同研究了这一情况，大家认为应该尊重苏联的这一措施，并动员大家扭转思想，准备在苏联境内长期整训，待机再战。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突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周保中和王新林立即研究了这一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有可能配合希特勒在远东入侵苏联，为此做出决定，抗联人员要加强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战术和技术训练，除轻武器使用外，爆破、军用地图的使用，游泳等训练时间都增加了。此外还在7月以一个月的时间集中在伯力郊外进行了空中跳伞训练，参加此次训练的有200余人，其中包括20多名女同志。

此后，为了不断取得日本关东军的情报，抗联和苏联远东军共同成立了15个战略侦察小分队，他们经常地被派到东北的腹地，以获取飞机场、铁路和公路桥梁、铁路和公路运输枢纽兵营、要塞工事等目标的情报。这15个小分队，一部分归远东军情报部直接掌握，一部分由野营临时派遣。这一工作颇有成效，一直到1945年8月底才告结束。

到了1942年的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设旅、营、连三级，军政主官都由抗联人员担任，另由苏联军官担任副职，以协助进行军事训练。为了保密，也为了有正常的供应渠道，由苏联最高统帅部授予教导旅以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旅番号。武器装备和物资供应同苏军完全相同。抗联干部都佩带相应军衔，领取与苏联军官相等的薪金。

与此同时，组成了抗联教导旅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与苏联共产党的党委会并存于旅内。这些措施，都是苏联远东军为了保证抗联领导人对抗联人员的领导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具体表现。从1942年8月到1945年8月，在苏联军官的直接帮助下，抗日联军的指战员军事素质和政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1945年5月，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长索尔金少将（王新林）向周保中旅长传达了远东军司令员普尔卡耶夫大将的指示，大意是：预定在最近几个月之内将有一场苏联对日本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会是历时较久的和相当残酷的。八十八旅将编入远东第二方面军的战斗序列。此外，还将有两个方面军的兵力参战。在战争的进程中，八十八旅应逐步扩大自己的队伍，建立起一支为数达十万人的正规部队。进入东北境内之后，八十八旅准备沿松花江两岸西进，初步预定将参加解放佳木斯市这一战役。

紧跟着，15个侦察小分队受周保中和王新林之命加紧活动。8月初，从八十八旅抽出一部分官兵，其中有些被派到第二方面军第一线部队担任翻译和响导；有些被编入第一方面军的空降敌后战斗队，在对日宣战之后立即于8月9日、10日夜晚伞降到牡丹江以西和以北的海林和林口地区，其中有些在空降作战中光荣献身。

8月9日宣战之后，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立即派出一只运输舰来到八十八旅驻地黑龙江岸边，准备将教导旅输送到东北境内，在同江和富锦地区上岸投入战斗。但由于战争形势出乎人们预料地急转直下，将八十八旅集中使用于佳木斯地区的方案已不相适应了。苏军远东战线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认为应该使用这批抗日联军指战员协助苏军执行在全东北境内的军事占领任务，同时也在考虑当北朝鲜解放之后将抗日联军中的所有朝鲜同志使用于三八线以北地区的问题。8月26日，苏军远东战线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希金中将召见周保中旅长，向他传达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决定：八十八旅所有的抗联成员中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要分别行动；中国同志要随同苏军的三个方面军分别占领东北各战略要点，其中的主要负责人将被指定为当地苏军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职务；朝鲜同志将随同苏军进入朝鲜半岛北部，并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和政权机构；在东北境内各苏军卫戍司令部工作的抗联人员的任务是：协助苏军维持占领区的革命秩序，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重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在苏军主要占领区之外建立人民武装和根据地。

在希金中将讲完上述几点之后，周保中表示他完全赞成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决定，所有抗联干部将会坚决完成这些任务的。周保中还说：估计我们党中央将会派八路军和成批的党员干部进入东北，我们要准备迎接他们；但也有可能由于国民党的力量较强，八路军会因此受阻不能进入东北，而国民党又取得了对东北的统治权；这样的话，抗联人员将不得不重新上山打游击和国民党作长期斗争。希金中将说：他完全赞同周保中的意见，如果今后有需要的话，苏联会随时伸出援助之手的。希金中将还说，远东军总司令部已准予八十八旅中的一批优秀士官晋升为少尉；同时还为全部军官授勋章，大尉以上军官将被授予苏联红旗勋章，上尉以下军官将被授予苏联红星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八十八旅工作期间的成绩，周保中对此表示感谢。

8月27日，周保中到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员普尔卡耶夫大将的住地，同他商谈了抗联人员返回东北的编组方案以及分批进入东北的日程安排，并取得了一致意见。

8月30日前，授衔和授勋仪式进行完毕。

9月1日至10日，苏军分别用飞机和火车将各组抗联人员输送至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齐齐哈尔、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延吉、绥化和海伦等地，抗联人员一共进入大中城市以及重要县城57个要点，并立即参加了苏军卫戍司令部的工作。

9月中旬，八路军进入沈阳地区，与在苏军司令部工作的抗联同志取得联系，并和苏军开始接触。苏军根据军事占领期的规定，告知中国同志：中国的正规军队不能停留在占领区之内。但在通过协商之后，在苏军的默许下，由抗日联军干部和八路军、新四军共同组建了若干支地区性人民自治军。到了10月底，人民自治军已遍布于东北各地，并从苏军手中取得了大量的日军武器装备，部队迅速地发展壮大。

9月中旬，由党中央派出的东北局部分领导人员乘苏联派出的飞机从延安飞抵沈阳。从此，东北的党组织和党中央之间的中断了8年之久的关系，终于恢复。为此，原东北党委会书记周保中宣布：分散在各地由抗联人员所组建起来的共产党组织机构将陆续移交给新组建起来的省委、地委和县委。这一工作完成之后，原东北党委会的职能将自行停止。

1945年12月，在东北主持工作的苏联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向周保中告知了苏军的撤军时间表。据此，周保中向所有抗联同志发出通报，要求他们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使人民自治军在苏联撤退的同时立即接管驻地；抗联人员也在此时宣布脱离苏军关系。这一工作，直到1946年的4月下旬全部顺利完成。至此，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长达7年之久的相互支持与协作关系，由于已经胜利地完成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使命，即消灭日本关东军和解放全东北的任务，而光荣地结束。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