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惨变记（节录）
皖南惨变记（节录）
一九四一年中国第一件发生的大事情，当为国民党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之被取消及其皖南部队之被歼灭。这事震惊了全世界。关于此事之经过我们政府已公布了命令，发表了谈话，中外各报也都记载。但据我所知，其语焉不详者固多，而语焉不实者更多。我是个亲身经历这次事变的人，现在刚刚脱险，到达某安全地点，所以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义务，把事变的经过和脱险的情形，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真正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士，并诉之于比较健全的理智与最低限度的良心，以求有遂于团结抗战之伟业！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之确立。只因我狼狈脱出虎口，手头并无材料，所以只能凭记忆所及，将目击事实，一一写来。比较完全的报告，只能俟诸后日。
……
友军包围圈
一月五日晨，全军各部到达茂林及其附近地区。司令部人员驻扎在茂林附近的一个村落上。本拟连日开拔，第一因天雨，其次因各方情报，知道周围情况非常紧张，所以决定留在茂林一带，权作休息。这两天，我和叶军长同住一室。叶、项及周副参谋长讨论军事行动时，我经常是个旁听者。叶军长常戏谓予曰：“再过一些时候，你也可以带兵了”。我这时期的确用力研究军事，实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之名言。
住在茂林的第二天，各部队的电台都已经建立起，司令部秘书处的电台，早已和各处通报。据当时所得报告，周围友军确切知道者已达七个师，人数约七万余人，彼等对行动中之新四军已形成一坚强之包围圈，其驻防地点大致如下（仅凭我现在的记忆，或有舛误，但大体如此）：
第五十二师——泾县县城一带
第一〇八师——青弋江、大康王地区
第一四四师——从包村、厚岸到茂林、章家渡一带
新七师——自木镇至中村一带
第四十师——星潭、三溪一带（自苏南溧水经广德开来）
第七十九师——太平、铜山地区（自浙江开来）
这样可以说已将在茂林一带之新四军，包围得水泄不通。到此时，新四军负责人才了解友军对新四军不但要加以个别的袭击，而且要全部予以歼灭。证明当日所获情报，友军已“奉令将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更见显明。五日晚间，叶、项、周等就仔细研究对策。当时决定的方针是：友军不开枪，则新四军决不开枪；新四军继续向苏南进发，其路线则躜友军包围圈之空隙。循此方针，乃找熟悉当地地形之工作人员及民众，精密研究脱出重围之路线。当晚决定之后，即分配各部以具体任务，用电报拍去。
五日下午，友军某师之一连，已在高岭附近向新四军开枪袭击，当时新四军并未回枪，后来见友军增援冲来，遂予以回击，双方死伤数人，友军被俘四人，即解到军司令部军法处。六日，我和政治部汪科长等特去审问。他们只说此次冲突终不能免，我们完全奉命而行，没有办法。问他们，友军究竟作何布置，坚不肯说。后来经军法处多方探询，始知这四个都是相当老练之特工人员，并非普通战士。
六日，军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部长林植夫先生以与陈联络专员亦有几面之交，遂去看陈，且告以友军之布置如此。陈大惊，当时以为林氏此行乃给彼以警告，实则林氏全无此意，仅向彼说明，新四军的意向决不愿与友军冲突而已。陈当场表示：如新四军方面对彼已有所决定（其意是指枪决），请早早执行，如欲令其有所报效，彼当致电并致函于司令长官说明新四军的苦衷，并希望令饬各友军解围。言罢，泪下如雨。林部长就告诉他，新四军对他决无别意，其生命安全，敢绝对担保。同时表示，如彼愿意从中斡旋，使不幸局面得以和缓，则彼以国民一分子资格，表示感谢。陈即乞纸笔，草拟一电报，乃致顾长官者，并写附一信。此外，他还写了一封家书。林先生拿回来，即交秘书处都给发出了。
翻过丕岭
一月七日晨三时，全体部队离开茂林向丕岭进发。盖事前探知，此处系友军包围圈之间隙，或能通过。将抵高坦，即有某部通讯员来报告，前线已发生接触，丕岭上有友军阻路，且密集开枪，某部已将其击退矣。司令部即在高坦汪氏祠堂上稍事休息，其时天将明，而转酷寒，大家就挤在祠堂里歇下。参谋处又架起电台与各单位联络。周副参谋长当即派一参谋，上岭侦察，如无多大动静，全队人马，即行上岭。
旋得报告，岭上已无友军踪迹。全部人马当即沿一小溪前进。当时决定不走大路，恐遭意外之袭击，故循小径上山。沿路有侦察员传达报告，首次称丕岭上尚有枪声；其后称友军已尽退山下去了。经过百姓人家，最初都闭户逃避，当告以是新四军，即开门出来诉说他们昨夜听得枪声、机关枪声，十分惊慌，因事前已有某师一排人马，前来抓鸡抓猪，掳了一通去了。我们告以不必惊慌，不久便可平息。乡民便指指点点，口里说：“这部队真好，真好！”
山路越爬越陡，山峰越来越峭。而且峰回路转，好象路总走不完，峰总爬不尽似的。云雾迷漫，涧水峥嵘，真是绝好风景。项副军长笑谓我曰：“打游击才能看好风景。此等地方平时哪里走得到。”这时我就想起，前些日子项和我们畅谈三年游击战时，谈了几晚还没谈完。他当时也说江西、福建、广东边境的好风景，他都看遍了，将来谁要写一部东南风景志，那非请他为顾问不可云云，询非虚话。
路过一小山洞，洞前有机枪弹壳甚多，知为友军早上打新四军时所用。其实项及袁国平先生均称，此路曲折而险，如友军在此等山坳处对我施以袭击，且坚守不退，则确乎难于通过的。我们最初都骑马上山，后来路转险陡，遂徒步爬山，马都跟着走，骡马都气急喘喘，累得要死。路过一处断崖，我们都累了，就驻足休息一下。将行，叶军长忽然大发风雅，站定在山野旁边叫我道：“俊瑞，我有两句诗，你接下去和成一首，好不好？”我想叶军长在此又饿又累的时候，还有如此雅兴，而其实，我当时的兴致也并不坏，就应他说道：“好，不知我接得上否？”他就念出他的两句诗来：
“雾里美人云里山，临崖立马君试看。”
真是不仅风雅，而且有些风流呢。老叶对其夫人之爱和惦念，我是深深知道的。我想了一下，便转换口气念道：
“层峰直上三千丈，出押蛟龙插翅飞。”
这仅表示我当时的希望而已。我们吟的虽是歪诗，但回想当时的情景来，真是怪有味道。
再过了几个山头，快到丕岭顶上时，即听得那边山下有枪声。等到爬到山顶，则山下不仅有步枪声，且有几阵机关枪声。于是知道战斗尚未结束，大部队尚无希望过去。在山顶休息片刻，山下枪声稍疏，乃朝着枪声起处，走下山去。此时，我们事实上已经上了战场。我和任光先生等都是未习惯于战场生活者，那时心境确有些两样。但此种感觉亦异常新鲜，同时预想此种情形亦大约不会继续好久，不久即能平静。
沿路就看见几个新四军的负伤战士，躺在路旁，工作人员在为他们敷药，且有担架等着。有两位受伤颇重，口中喊痛喊妈不止，我们见了心里非常难过，但亦只有把他们留在后面，此外别无办法。因新四军的医院早已撤销，医务人员差不多全已调离皖南。当时我们都说，假如此时沈其震处长在此，其心中不知要苦痛到如何也（沈处长对伤病兵员之爱护，无微不至，是全军皆知的）。
我们下山时，步履都极慢，因恐两旁有友军埋伏，事前总先派人员上前侦察，然后前进。走了一个多钟头，就到山谷内（皖南人称为坑）。坑内有三、四户人家，我们因为肚子饿得不得了，就走上一户人家，给了些钱，叫他们烧些东西给我们吃。谁知村里人回答，他们的米早已给友军拿光，他们的一个病孩子，今天还睡在床上叫吃没吃呢。不单这样，他们的衣、被也已被拿光，那位家长出来见我们时，身上还穿着他女人的一件夹衫。我们无奈，就将各人所背米袋（行军时，多数背一长形的米袋）中的米，拿出一部分米，借他们的锅子，烧些稀饭来喝。我的卫士在茂林街上替我买了一包花生，也全拿出来，大家吃了。吃了之后，精神大为振作。而其时步枪声、机枪声又来得密了。而且到傍晚时，还听得很近的炮声。
星潭遇阻——第一次折回
叶军长在当天下午，带了几个卫士，亲自到火线上去视察。他回来时讲，坑口一部分仍为友军占住，坑口前面就是星潭村。据侦察员报告，友军第四十师（从苏南开来的）在该村筑有碉堡，其中有两个辅助碉堡，新四军已经占领，其主要的一座仍在友军手中。现友军封锁坑口，火网猛而密，所以完全不能前进。当时某参谋即建议，翻过裘岭或另一山岭，或能冲出重围。盖当时新四军一团和三团正在星潭一带和友军激战也。
将晚，叶军长即召集一军事会议，项、袁、周等均出席，对当前局势及眼前处境作慎重的检讨。会议历六小时始散，决定不向前进，而自该坑撤退，再翻丕岭回到原路。当夜即仓促出发，检查人马时，见已有小部分迷路散失者。黄源先生率领之印刷厂职工，其时即四处寻找不见，盖因黄昏天黑，失却联络所致。直到第二天下午，我们已到丕岭另一山脚之坑内时，才发现他们蓬头垢面的来到。盖他们已伏在山上榛莽中饿了一天一晚矣。
当天晚上重翻丕岭之时，实已非常疲劳，因为白天刚才翻过这云峰层层的高山，晚上又要翻过去。加上天色漆黑，又不能照火把，张电筒，实在难走。任光先生还要扶着他太太。我则恨煞是近视眼，山径曲折，一不小心，就要迷途。我没有办法，只能叫我的卫士在前面走，我在他背上缚上一块白手巾，走时只能不看脚下，单看他背上，跟着走去。因为当时跌跤事小，迷路事大。当然，有时沿绝壁走时，跌跤也并不好玩，一失足便会成千古恨的。但毕竟跌跤事关一己，迷路则事关大家，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如若你一人走错了，后面的人就会跟你全都走错。这种苦痛经验我们后来遭遇不少。即如这翻丕岭之行中，黄源先生一干人马之特别吃苦，何尝不是如此。
在没有翻过山顶的时候，经常担心背后有炮打过来。那时“灯光管制”特别严格。叶军长屡屡从前面口头传下命令，绝对不准点灯，不准掉队（即落伍的意思）。但我就是一个时时刻刻有掉队之虞的宝贝。这时我才悔恨不该把眼睛弄成这样的近视。至于点灯，也是有的。这是几副担架，中间有一副就是担着社会科学家朱镜我先生。他是政治部宣教部部长，他害胃病很重，最近因跑路爬山，过于辛劳，就吐起血来，行走不得，所以只能睡在担架上。另外一位，就是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李子芳先生。他刚才在临时军医院割治盲肠出院，就碰到这样的关头。他也行走不得。另外的就都是这次受伤的战士。这些担架，在漆黑的深夜，要抬上这样陡的山岭，路又狭又不平，如若没有火把，那怎么行呢！所以虽经军长再四严令不准点灯，而还有盏灯火点着，在山岗上如萤火疾飞者，以此也！
来到山顶，有些人实在已经走不动了。任光先生的太太眼睛也不好，拖住任光先生走，弄得他满身大汗，气都喘不过来。他委实走不动了。一面因为肚子饿，我实在也走不动了。老于行军者如教导总队队务处长（后为代理参谋处长。因原任参谋处长赵凌波已调到第一团去协助傅秋涛，为副指挥）张元寿先生，走到山顶也只得躺着，走不动了。当然，他又当别论。他是从江北赶渡江来（因曾被派侦察无为一带交通线路），又被调到参谋处工作，连日连夜毫无休息所致。
这样走了五、六个钟头，才重新翻过丕岭，到得一家土纸厂里休息。太累了，一倒在稻草上就鼾睡了。
到后来，从纯军事的眼光检讨起来，如果这次不折回来，沿裘岭及其左右，两翼包围，当时完全有冲出重围的可能。
高岭再遇阻——第二次折回
八日晨，天刚亮，就起身。吃过早饭，就又向原路退回，朝高岭进发。当时新四军负责人认为，高岭坑道左右，有间道可以通过，也许可以避免冲突。
此时大家估量局势已成定局，三战区陈联络参谋同行，亦未见其有何帮助，乃请其回去，免生其他误会。彼乃去。临行时相互道谢而别。
我们仍是沿着山涧走。叶军长及其卫队是在先头走，我们在后面跟着，还都骑着马。我们在马上一时看看风景，一时还可以读读书。走过小村庄，老百姓站在门首，看我们走过，总显得惊奇，觉得这个部队温文尔雅得可以，骑在马上走路，还要用功看书。
将午，前面又隐约听见枪声。侦察员来报告，高岭有友军第七十九师拦路，现正与五团冲突中，详情待续报。这时我们沿路看见，有五团战士及政治工作人员向前增援，就知道高岭战斗，一定相当激烈。
再想继续前进，但闻炮声及机关枪声益密。于是又碰到了钉子。但那时叶军长却率领其一部分卫队独自上前去了。大部队却停在路上。项副军长等即请叶回来，又坐在山脚下商讨应付办法。决定再度忍让，毋使冲突扩大，立即命令全队人马仍向原来路折回，将晚到达土纸厂，权且做饭宿下。
当夜，叶军长和我住在一个阁楼小房间里。晚饭后，他告诉我，他已致电重庆及延安，说明目前处境之困窘。他认为这局面恐非一再忍让所可解决，如此下去，全军人马恐怕都要拖累而死。他还追述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在潮汕一带退兵的情形，言下，不禁长叹。
我当时还不知道，当晚要立即动身。所以还准备睡觉：把皮包解下来了，呢大衣脱下了。叶军长告诉我：“就要走的，不要睡了。”果然，不多时某参谋就来通知立即出发。于是我们立即上路。
在未出发前，司令部命令各人把行李全部重行检点一下，将一切不是最必需带的东西，全部送给当地老百姓或竟丢弃，准备轻装战斗。这样，我就只留下一只身上背的小皮包，一条轻的小棉被，一身短衫裤。其余的全部丢了。这丢，对于我当然是非常伤心的。这里面有我三年多来的读书笔记，特别可惜的有一部在重庆时所写而在皖南已部分补充完的原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约十二万字，另有一篇去年十二月间在司令部时所写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及其指导问题》稿子，约三万字，都被迫丢掉了。另外，还有两张答应人家永不丢掉的照片。但这些损失，如和当时全军所丢掉的东西相比，又算得上什么呢？
大雨和弹雨
又是黑夜行军。又不准点灯！不准掉队！我们向高坦进发。今夜行军的情形和前两天完全不同了，现在已变为完全的战斗行军。新四军，从所有的负责人到全体战士，都认为再作退让，便是死路。无论如何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站在保卫民族抗战力量的立场上，坚决战斗了。我们要老实说，当时新四军因为连日的“倒回头走”，士气已经大大受了影响。而且此次移动，绝不准备打大仗，原有粮食全部转让，现在这山区里边，并无大的村落，如何办得到这许多粮食？所以当时大家觉得问题是非常严重了。
半夜，到达离高坦三、四里处。两边都是紧密的机关枪声。流弹已纷纷从头上掠过。夜是漆黑，北风刮得劲，冷到刺骨。我们停立在路旁。其时叶军长已亲率一部分部队，在高坦山坡上作战。这里对新四军作战的主要是第一四四师，他们在高坦两旁山上，都构筑了工事，布置了机枪阵地。等到先头部队到时，他们便密集射击，所以叶军长就命令部队向前冲去。
这时的战斗非常激烈。几千个非战斗员的队伍都站在高坦附近的路上，其时忽乌云密布，大雨倾盆，把所有人马下得都象落汤之鸡。再加上刺骨的北风，简直吃不消。我们这几个人弄得一把伞，大家紧挤在一起，还冷得牙齿突突作抖。流弹密密的从头上飞过去。大家静寂地站着。对面山坡上离我们不到三百米的地方，已有人持着电光在梭巡。我们想：如若是友军，我们就都糟了糕。
前面不断传来叶军长的命令，叫三团、五团等等武装队伍赶速前去增援。大家全部的希望也都寄托在这些增援部队身上。我们站着的一条路是很狭的，这些非战斗员要尽量让战斗部队赶上应援，有时被挤下路边的水沟里去，似乎也觉得应该，好象这样才算尽了一点义务。
快要到天明的时候，枪声稀疏了，前面来的报告说，友军已经给这边打退了。于是我们就走上前去。走过桥，就是高坦的汪家祠堂。不多一刻，就有一个副官走来，对我说：“军长请你去。”于是我们就走进祠堂，叶军长就在右边厢房里休息。我和任光先生等因为站在路上一夜，吃风吃雨，疲乏万分，也急急忙忙倒在铺上就睡。那时从叶口里知道，这祠堂左右两个山坡的友军已经全部退出，但友军封锁重重，前面山头还在友军手中，并且已有开始向这边进攻的模样。同时，叶军长又在向集合在祠堂附近的部队训话了。
但我们实在因为太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睡了一觉再讲。
走上高坦火线
枪声和炮声越来越密，毕竟睡不得。我们也就爬了起来。须臾，第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来了，叶军长见了大大欢喜。张在内战时代，曾任红军师长，是一员猛将，性如烈火，但坚贞胜常人，作战尤勇猛无比。他一到，叶军长便命他先到背后坡上去视察一下阵地，然后带了人马，向右翼迂回，绕过友军背后，设法冲出一条路，可让干部队伍通过。（那时作战主要目的即在保存干部力量，其他在事实上已难顾及了！）
其时，祠堂门外忽欢呼声大作，我们都莫知所以。我就出去一看，见政治部工作人员及大批在休息中之战士在高呼“欢迎友军参加新四军共同抗日。”仔细一看，一群人簇拥着一个战士在中间走。后来才知道他乃一四四师的一个排长，在早晨战斗中率领其半排人投诚过来，且携带枪二十余支，还有些子弹。众人把他推到祠堂左旁的草坪上，由政治部人员即席致欢迎辞，略称：“我们决不愿打友军，我们要求友军让路给我们转移。这位同志能深明大义，率部投诚，共同抗日，我们十二万分的欢迎！”，说完，他们一阵热烈的鼓掌。那位友军排长感动得什么似的，他梦也没有梦到，到这里来会受这样的待遇。在场的战士们就唱起新四军军歌来，唱到末尾：“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的时候，特别有力。忽然间，“轰！”的一声，向这草坪方向过来。
“大炮！大炮！”大家叫着。
那位政治部的临时主席，就叫着：“大家散开，快快散开！他们的炮兵阵地找见了这里的目标了。”
于是一面临时装成，写着：“欢迎友军同志！”的大旗在前面引着这位排长到祠堂里来看军长。那时叶军长已从房间里走到祠堂里，那位排长由人领过来，他见是叶军长，便立正行了敬礼，大有觳觫之概。叶军长立即温慰他一番，接着就问他的姓名，在哪一部队，他一一回答了。
“你为什么要投诚？”叶军长微笑着问，手里摇着他那支随身不离的手杖。
“我们不愿打新四军。”
“你们为什么不愿意打我们新四军呢？”
“因为新四军抗日的。我们同你们共同打过日本兵。”
“新四军不是‘匪军'吗？你怎么相信他会抗日的？”叶军长笑着说，那时听的人，大家都笑了。叶军长是怪会这样幽默的。比方，他对那个看守汪家祠堂的六十多岁的老头子说：“你们汪家出了大好老了，出了汪精卫这个皇帝了，你们这些姓汪的还会苦吗？”弄得那老头儿窘得连连摇手道：“不、不、官人，他是广东汪，我们是安徽汪呀。我们没有交关的，官人！”
那排长连忙回答道：“不，不，那是我们长官教我们说的。我们知道新四军顶平等、顶文明，你们打敌人打得好。这次长官命我们出动，说是打敌人，谁知是打你们！”
这时后面的枪炮声又紧起来了。叶军长就嘱咐政治部好好照料那几位友军的战士，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不要去打搅他们！还有广位友军战士挂了彩了，军长嘱咐好好先替他敷药，而当时新四军自己的负伤战士，还有几十个躺在祠堂厅堂上等敷药呢。护士们就替那位友军战士先敷了。
当下叶军长就带了参谋一些人员上山督战去了。所有上山的人都拔出驳壳枪准备冲杀，我们也跟上山去，走上第一线。前面指挥的人，叫大家伏着爬，不能站着走。友军的阵地就在对面山坡上，离此不到一千米，我们抱着充分的战斗决心爬上山去。这是个小山。前面友军阵地所占的山比较高，大炮不时向这边放。不过，很奇怪，我没有看见这些炮击损坏了什么，于是我对炮的戒心减少了一大半。爬到将近山顶上，叶军长拿着那个望远镜，挂着他那副照相机（这是他永远带着的），撑着那根手杖，独自站在那里，对面山上的子弹“虎！”“虎！”“切！”“切！”地飞过来。他兀自不动站在那里，用望远镜望着对面友军的阵地。他指挥着左右山头上新四军的队伍向对方射击。
“带了你的辩证法上战场”
新四军这时候除开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冲出一条血路之外，其余全无路走。现在各个队伍都开上火线了。连教导总队的干部队和政治工作人员队也都开上火线去作战了。所谓干部队者，其学员都是全军各部调来的现役干部，为求深造，所以再入队受训，使干部的政治与技术水准更加提高。政治队则是专门培养部队政治指导员、政治干事和文化教员的，来队学习的差不多全是后方思想进步的青年。他们格于后方环境，不能偿其抗日夙志，就纷纷到新四军教导队来学习。最近的教导总队第三、第四队约三百余人，都是政治队。而第四队的学员都是最近入队，训练才不过一个月，共一百多人，其中多数系来自上海，浙江、江西一带之知识青年。有几个女青年，原在胡兰畦女士领导的妇女劳动战地服务团工作，最近脱离该团，来到皖南，也加入了该队学习。另有一位王君，原在重庆全民通讯社工作，近因环境关系亦脱离重庆来皖南，原来想参加战地文化服务处通讯组工作，他中、英文都很好，长于采访工作，终于因为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工作人员已都离开皖南北上，不得已遂亦参加第四队学习。这些青年同志怀着满腔热情，准备学习些抗战建国的理论和军事技术，替国家切切实实做些事情。如今受训一月，枪刚才会拿，是否会放还大成问题，现在却因友军所迫，不得不奔上火线，找求活路。
一小队、一小队的增援部队从指挥所（我们所站的那个小山坡）的小径转到另一个山坡上去。这里便有教导总队的干部队和政治队。我和他们都熟悉，因为我也曾上过他们的课。我看见那位姓王的朋友（他从重庆来不到两个星期）居然也捏着一支梭标，挂着两个手榴弹（还没有带步枪），向火线上走去。他看见了我，连忙向我招呼，同时表示惊异：为何我也冒险站在那里准备冲锋！四队里还有一位刚从桂林来不到两个月的朋友，他却能背枪了，现在昂然跑步上阵地去。他们都很紧张、兴奋，同时脸上都显得带一点骄傲的坚定。他们已经没有个人，只有集体，因为在那时个人是何等的渺小呀。任光先生也爬在山坡上，和我一道。他经常时时提起的那种在巴黎和马赛生活的回忆，那种愉快而有生气的回忆，现在这些都变得十分猥琐，他绝口不提了。总之，人到了这里已全都变了，人的生命决定于集体战斗的一瞬间。大家都显得勇敢，都显得美丽。同志的爱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人类在这时才从生命的血肉里，找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你笑，只能通过大家来笑，你哭，也只能通过大家来哭。光荣与毁灭决定于刹那之间。你看那叶军长，简直满身是胆。他在泾县之战，敌机十多架已经低飞到头上，开始丢下炸弹，他还要站着拍敌机的照。现在友军的流弹集中射到这山坡来，已经从“虎！”“虎！”“丝！”“丝！”之声，多数转而为“切！切！”之声（这声音表示流弹已近在身边），他还在站着打望远镜。这是一个英迈的躯壳，这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他镇定得象钢铁做成的人，在这个人的灵魂里蕴藏着热烈的爱，辛辣的恨和新人类的幽默，甚至于诙谐。
我也早已爬上了山顶，借着叶的望远镜暸望友军的阵地：看他们忙着放机关枪，忙着在树丛中放炮，忙着在爬上爬下，转过头来又望着新四军的阵地。很多人已经发动了冲锋，因为冲锋号已经吹了两遍，已经有五、六人爬上友军阵地的山脚，后面有二十多个人紧紧跟着。
又有一队教导队过去了。又是一部分四队的学员。他们对我都十分熟悉。一位学员红光满面，十分兴奋地招呼我：“喂，钱同志，你看，我们是带了你教给我们的辩证法上火线的啊！”原来我在他们队上曾经教过新哲学的。当时我被他们激动得几乎流泪了。
战斗在进行着。战斗快要结束了。友军大部已退却。这边的部队开始进入友军的阵地去。
饭，从山脚下挑上来，大家吃了一个饱，现在我们是什么辣的苦的酸的都要吃了。饭，米甘如饴。
迷失了道路
高坦战斗到下午已完全结束。新四军各部就继续向前进发，预计在大康王附近或能找到一条间道，容许部队通过。但当时友军之封锁已如铁箍，其实已再不容存此幻想。
晚八时许又开始行动，预定爬过东流山，向大康王进发。是一月九日事也。其时，部队已相当分散。我们参加司令部的行列，背后是各机关和一部分队伍。初行时，微有月光，行时不太困难，此次所爬山径，均未翻过岭顶，盖东流山之岭顶太高了（比丕岭还高，确苦死了教导队，详见下文）。行十余里，作小休息。其时忽有人来报告，谓“捉获一人，在路旁鬼头鬼脑，探问路由，其人谅系奸细，惟彼称认识你，且可由你担保，他是教导队学员。”我即请那人过来，视之乃新自重庆来之全民社通讯员王君也。他确由我介绍到教导队学习。我即问王君，何以孤伶伶在此问长问短，他答道：“奉命侦察这一带路线，因第三、四队亦想在此设法通过。”我遂叫人释放他，并温言安慰之。王君乃去。真苦正惨！他那等文弱书生，怎当得起那般惊骇！
当晚，月色昏黑，山径狭小。一声起行，各个上马的上马，步行的步行。乃人马杂沓，不辨路径，故我们和任光先生等一千人马，便与叶军长等失散，而参谋处人员也一时不知去向。我们仍策马前进。其时夜色更加昏黑，去路完全无法辩认。转过山头，忽到一山村，约有十几家人家。我回头看看，我们这一批，总共只剩下了任光先生等五、六人，前后均已失却联系。那时心里稍有些恐慌，因路径完全不知，我仍领着众人向前走去。我见上山处有一小径可通，乃加上一鞭，策马向上爬去，爬了一程，人迹全无，而左右山头，都各个挂着一盏明灯，盖友军之瞭望灯也。这时我们不免着急。正走之间见前面山径已没于榛莽之中，再不见有人行路，实在此地并非正路，仅系打柴人之方便小径，前面却不能通行了。我们乃策马回头走去，刚才回到山村，见有新四军战士二、三人，我即告以我的姓名，要他告诉我们司令部人员究已往那里走了。他们也都不知道，仅云村上有三团办事处，可往讯问，我就叫他们领我前往，因见三团政治部某君，他告我以去路。我们遂照他所说方向前往。谁知走来走去，老是绕着这个村庄，并无向前去处。再想回转来寻他，而该人已不见。我又没法去找三团其他人员。那时天色太黑，我乃下马步行，而任光夫妇仍骑马跟在我后面来。前面忽有一池塘，我们全不知道，正向前走去，我第一个失足，“扑通”一声跌入池塘，而任光夫人在后赶得急，她来不及勒住那马，也竟连人带马跌入池内。幸喜池水并不深，乃赶紧爬起，全身浸湿，冷得入骨，而当时既不容你换衣，亦无衣可换也。就不管一切，去找三团人员，再四找寻，并无着落。那时后续部队源源来到，政治部夏征农先生、李子芳先生（他已勉强不坐担架，骑马走了）、黄诚先生、林植夫先生及印刷所黄源先生等都碰在一起。他们也全不知道去路。遂会同一道，拣着一条向下走的路走了。走了一程，赶上了前面一些部队，但序列已乱，司令部人员都没有看到。
到得一处，前面传令来，非战斗人员全部停着，快催某团某营跑步上去。我们就在路旁等候。前面枪声又作，战斗已经激烈进行。移时，某团、某营全副武装开上前去。再等了一时，枪声转稀，我们又向前走，但政治部诸先生已不在近边。我和任光先生等五、六人，就夹在队伍里行进。
当时月亮已经西沉，夜色完全漆黑，我这近视眼虽经这几天的锻炼，目光稍有进步，但毕竟尚少办法。只能叫卫士拖一步走一步。此时走的是下坡路。走到一处，完全是低洼之地，漆黑黑，阴森森，时常要走过小涧，下坡时并无路可走，只能随身滑下去，因天色太黑，又不知滑到那里去。这时我想到但丁所著《神曲》中描写的地狱境况，而此时的苦境真有过之，无不及也。我拖着我的卫士走，他也累得要命，也看不见，口里只是叫苦。
如此走了约莫一个多钟头，从附近村庄上已经传来头遍鸡啼，这时大家心里有些着慌，因天明以前，必须走脱这边的陷阱。过了这条“地狱路”，前面忽传来消息：向前已不知去路，路标也找不到，这才使大家急坏了。不多时，前头奔来一人，要找负责人设法找路冲出。他听到我的声音，就坚请我出来主持，率领全队前进。这才叫做：“问道于盲”，找错了人！我自己暗笑：如若叫我讲几句话，写几句文章，还可以凑合凑合。现在叫我带领队伍，摸陌生路，要说我是外行，还算是万分客气。但其时事情已十分危急，村上又传来第二遍鸡啼，我想我不出来，便大家没有办法。我就带了我的卫士，叫教导队张君，紧跟着我，权充我的参谋；再将这队伍里所有带武装的人约三、四十人，全部齐集起来，跟在我背后。我立即站到队伍头上去，执行临时指挥职权。当时所有武装中居然有一根小钢炮和一挺机关枪，驳壳枪有十多支，步枪有二十多支。我当时拿定主意，如真冲不出，便往两边山上去躲着，再行设法脱出重围。我立即派我的卫士和另外一战士分两路向前去侦察，自己在叉路口等候，忽然听到右边山坡上有“嘘！嘘！”哨唿声，我料定是新四军队伍，大喜，就叫人打回哨，并往前迎接。回来的报告说，那里有五个人是教导队五队的，因迷失道路，要找大队伍。我一面失望，一面就叫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后来，我的卫士回来报告侦察的结果：他问到老百姓，说一两点钟前，此处大路有大队伍过去，但不知是新四军还是别的军队。我根据当时情况判断，必是新四军无疑。遂决定向左边路上走去，走了二、三里路，忽然有一人持枪走过来，我们叫他“站住”，认为是友军步哨。他就叫“你们是不是某团？”我听他口音熟，知道是参谋处人员。上前问时，果然是参谋处派来的。我就叫他领我们前去。我问他司令部人员是否在此？他说：“是的”。我问：“叶军长在吗？”他答“不知道”。
于是，我们就安全到达这坑里的村子里。首先我就找到了冯参谋，其后又找到了李科长。我把所带队伍二百多人交给了他们，顿时觉得身上轻松了许多。同时觉得指挥员的艺术是满够味的。到村子后，却不见任光先生夫妇到来。我四处派人寻问，原来他又告失散，走到一家老百姓家里去躲藏去了。我们再派人去接，他们才回来。
弹尽援绝
这时新四军大部人马已被冲散。那天晚上（九日晚）有些部队如教导总队等和友军打了个通夜。其他部队除指定从另一路冲出者外，沿路已均散失。现在，教导总队还在东流山上支持着。到坑里来的都是些零星的武装，他们饥渴劳顿，一到就躺在地上睡觉。即如我的卫士何洪元，他也累得倒在桥板上睡着了，尽管我催他去找任光，他哪里动弹得，天却慢慢亮起来了。
这是一月十日的清早。这坑便是石井坑，这坑该是永远不会被人忘掉，永远受人诅骂的陷坑了吧，新四军的主力，就全部在这坑里被共同抗战的友军歼灭的。
我瞌睡了半点钟，即设法找叶军长。先叫人领到一草棚内，只见叶在用望远镜从草棚顶上的破漏处，远望对面山上的阵地。他也刚才休息了起来。他刚来时，周围全无部队，他要找些战士在他卧房周围守卫，遍找不得，后来见路上陆续来了些零星队伍，即传令叫他们站岗，谁知他们一站在那里，就倒地睡觉。这时真个已经弹尽援绝，无法可想。等我们从那草棚回到他的住处，对面山上已闻得枪声。据报，后面山坡之一角也已由友军占领。如此四面被围，友军又一刻刻迫近。身旁全无武装力量，真个奈何奈何！叶军长便叫大家准备便装，设法分别走脱。其时对面山上的枪声越来越紧，副官都催我们到后面山坡上去稍躲。但后面山坡上也已经有了友军，而且已在开枪。这时叶军长就一个人走近窗口，望见后边坡上有两个自己的战士横躺着鼾睡，不禁悲从中来，沧然泪下。他取出手帕，揩了眼泪，回到桌旁，便手草一电稿，交秘书处拍到延安毛泽东先生请其转发给蒋委员长（当时与重庆无从直接通电）。大意为：“职遵命北移，到茂林地区即遭友军四面包围，其后即到处遭遇袭击。今四面被围，弹尽援绝。如委座以为新四军仍系抗战部队，而职仍系抗战军人，则恳立即命令各友军解围。如获成全，职当立即来渝请罪，虽死不辞。临电惶恐，伏维钧裁。职叶挺。”同时草一电，亦托延安设法转澳门致其夫人，略称此际被围，生命大致不保。唯如此牺牲，殊出意料。末后，嘱其夫人善事教养子女，令其继承父志云云。他一面起稿，一面啜泣。我们也都啜泣。叶并叫我亦致电香港，托付后事。此时境象可说惨绝。其时，我们都劝叶不必如此悲伤，我尤恳其积极起来，终有办法打开出路。适某参谋来报，五团人马已到。大家就兴奋起来。当即决定召集军政治部及教导总队政治处人员，动员石井坑全村民众，令其为我们煮饭煮水，并买大宗猪肉、牛肉，慰劳全体将士。叶军长传令后，各部分人员就紧张动员。其时各机关散失人员及各部队，均源源汇集石井坑，如三团、一团、特务团等，真如众流汇注，惟均疲累。叶军长乃草发一告全体指战员书，说明革命战士之职责，并鼓励其勇气，最后并称尽一月十日尽量休息，恢复疲劳，整顿所部，准备作最后之牺牲。当时全军战士除疲劳外，士气原来仍旺，经过一番鼓励，再加政工人员之工作，士气乃益旺盛。叶军长决定在此处坚持一星期，如能完成此项任务，则大局可定。当时全体将士均具此决心。为筹集粮秣计，特设一粮食委员会，由军需处副处长张元培主其事，该委员会约同政治部人员调查各处粮食储量，向各户说明向其购粮之缘由。当地民众，虽然因粮食已被友军拿去大半，但均愿罄其所有以出售，有几户人家且坚决不肯收钱，说“愿意送给新四军吃。”各户所有大猪、老猪、小猪，都自动交给粮食委员会，再由该会分发给犒劳三军。
新的部署
一月十日上午，项副军长、周副参谋长、袁政治部主任、李一氓先生等，亦均分别前来汇集，军心尤为振奋。当即由叶军长召开高级指挥员会议，首由叶说明当前处境，及其所定坚持作战之决心。大家表示同意。继即将各汇集部队重行编制为四个团队，并以一部分为总预备队。会议毕，各指挥人员即分返防地，部署一切。其时延安方面亦来电慰问，并称如能采取游击战当能保持大部力量，继续抗战云。
军政治部方面，各部工作人员完全分配到各作战部队去工作，教导总队政治处人员亦然。参谋处人员亦重加调整。当时粮食问题最关重要，故新成立之粮食委员会工作特别紧张，任光先生夫妇亦自动要求临时参加该项工作。
在这样紧张的时候，新四军并末忘却其优待俘虏的工作。在作战中，友军被俘者二、三十人，亦已到达石井坑。政治部宣教部特派员前往招待，并特别为之排一短剧曰：《重见光明》。描写一友军战士当兵及弃暗投明的经过。友军战士看了，均痛哭失声。
总攻击——总歼灭
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全体指战员总算休息两天。不但吃到饭，而且吃到了肉和鸡。疲劳已恢复了大部分。十二日清晨，各部队就准备友军开始总攻。拂晓时，竟不见动静。有人估计友军也许不用硬攻，但用坐困，令新四军活活饿死。叶军长估计对方必将硬软兼施。
晨十时许，我们都在参谋处，炮声突起，知攻击已经开始。果然，四面八方的枪声、机枪声就十分紧密起来。山炮屡向坑内打来。幸喜司令部已于十一日晚搬家。一个炮弹适打中原来军长所住地方，房屋尽倒。
我们在参谋处空场上暸望各个山头之阵地，战斗异常激烈。那几天我们已习惯于战争，故炮声、枪声已完全不放在心上。我们所站处所，只有大炮可以威胁，却在机枪、步枪射程以外。
十一时许，远远听见东流山山顶冲杀声，用望远镜望去，见顶上的人有骚动状。不多时，即有人来报：东流山顶阵地已被友军抢去，教导总队工兵连坚守在彼，惟对方火力太猛，故暂撤退，请即派队赴援。军长即令参谋长电话指挥应援部队前往，宁死勿退。参谋长不断在电话上指挥各部应战。下午二时许，西首岭上之机枪声突然转紧，盖友军以十倍于新四军之兵力，向这边压来，火力之猛，为彼等参加抗战所未见。移时，机枪、流弹纷纷向参谋处所在地飞来，我们遂走到室内去。该山头之新四军阵地亦经友军夺去，一部分队伍已在后撤。参谋长又立即用电话命令另一预备队出击，务须堵住友军，令其不能再行前进。但当时各线状况，除北线一隅阵地较稳外，其余均极危急。而西线炮弹、机枪弹已纷纷飞到指挥所跟前，故叶军长命令：即将指挥所移到背后小山坡上。
我们都在十分紧张和危急之中，跑上了那山坡。因流弹极多，所以只能伏在地上，不能站起，更不能多动。山坡上架起电话，周副参谋长复用电话沉着指挥。当时各线增援部队，均已赶上火线，故东流山及西线亦渐趋稳定。大家的心才比较放宽一些。
四时许，叶军长复命三团调来两连，加上另外少数部队，作为临时总预备队。其时友军方面炮声又大作，知是总攻击业已开始，各线所用火力较前尤猛。大炮频频将坑内房屋打毁。向指挥所飞来之流弹，重复密集起来。当时估计，如此项攻势能抵抗得到天黑，则对方必再而衰，三而竭。故叶军长命令各线战士，不得退却。并命参谋两人率少数卫士等候在坑内路口，如遇不奉命令而后退的部队，即押上前去，不从，即行军法从事。实际上此时各线新四军部队除奉命移动，调赴他线作战者外，绝无退却者。
将晚，教导总队所守的东流山，因死伤过大，加之对方火力压迫十分厉害，故第一峰、第二峰、第三峰相继失守。此时万分严重，因该阵地为全线最重要之一环，如被突破，则金瓯全坏，不可收拾。叶等得报，当即一面勉强从其他线上抽些部队前往增援（可怜实在已抽不出了！！）；一面严令教导总队重新冲上山头，收复已失各山头。各位须知，教导总队乃干部受训机关，其学员成分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如此千仞高山，坚守这些时候，已经超过预想，今欲令其重新夺回阵地，实在千难万难。适当其时，教导总队的指挥员余主任（政治处主任，在此次行军中，教导总队军事、政治全由彼负责）来到指挥所，报告东流山作战情况，并请示。叶军长乃告以必须坚守，付任何代价在所不惜。当时约定如抢得一山头，即在该处举一烽火，以为信号。余主任奉命，即赶上山脚，督率教导总队残部向上冲杀。友军机关枪集中射击，一次冲杀，一次死伤。教导总队各队长、各指挥员均身先学员，踏着尸体，向前冲去。不多时，我们在指挥所上，果见底下第三个山头已点起烽火，知已为教导总队收复，大家即在指挥所欢呼。再半小时，第二个山头又点起烽火来，知第二个山头又被收复。这时大家的兴奋、安慰和钦敬之情，真无从表达。而到最后，最高的第三个山#from 本文来自九象www.jike120.com，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头也竟点起烽火来了。呀！教导总队的英雄们！你们崇高的血和神圣的祭礼果能保得全体的安全吗？第三个山头也竟被你们收复了！
指挥所上充满着天真的快乐与安全之感。毁灭之神好象已经把他的魔手从我们的头上轻轻抹过去。战士们的牺牲似乎已经最后获得他们的代价。我们陶醉在虔诚的欢呼里。
叶军长命令秘书处在山下架起电台来，试收一收重庆和延安的电报。他也许想，这几天来（特别是这一天）新四军所流的无辜的血，可以邀得重庆的“宽恕”了。
刹时间，东流山左边的山坡上熊熊的火烧起来了，这是友军放的火。这火遍山的蔓延开去，这是他们已经夺得那个山坡的记号。不久从那山头上就飞来了密集的流弹。新四军在那山头的阵地被突破了。这将使东流山的教导总队切断归路。于是参谋长立即命教导总队分一部力量去抢回那个已经失掉的较低的山头。可怜教导总队人员那时已所剩无几，它哪里再有力量分到那边去？但命令下去了，教导总队的确是分了一部分人去抢那个山头了。正在这时，指挥所左边的山头又已经起火，那里的阵地也经友军突破了。参谋长立即命令卫士连去接应堵住。
在这同时，指挥所背后山上也发现了大火。这是三团所守的阵地。阵地虽未突破，但已万分危急。
东流山抽去了兵力。第一个山头的烽火渐渐熄灭了。这熄灭是可诅咒的。跟着就是机枪声下坡来。不久，第二个山头的烽火也渐渐熄灭了。这些山头又重新被友军占领了。
流弹的声音已经再不作“嘘嘘！”声，它们大部分都“切！切！”地叫着。从前面及右边山坡上来的子弹，已经构成密集的火网。己经不再是流弹了。指挥所已经成了集中射击的目标。
叶军长还是象钢人一样站在山坡上。子弹肆无忌惮的从他耳朵边、头顶上飞过去，但他还象钢铁制成一样的站在坡顶上。他决心坚持到最后，坚持到全部牺牲为止。
几个高级干部最后向他建议：局势已经不可挽回，能保持一分力量还得保住。
他静默了约莫有两分钟。他镇定地转过身子向四周山上望了一望，回过头来肯定地简短地讲：“我同意你们意见。”接着他指着周副参谋长说：“你照这个意图立即定出方案来！”
任光先生挂了彩
最后的方案，也是唯一可能的方案，就是分别穿过封锁线，觅得安全。
叶军长同意了这个决心，立即下命令部队分别撤退，设法冲出，干部分别穿出封锁。
说时迟，那时快，友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从对面的山坡冲下来了，有少数已经进了石井坑的村庄。于是我们开始分散向坡下走去。正将走时，忽然有人奔来报告：“任光先生挂彩。”我问其详情，则称：“他和他的夫人原来伏在坡上，当大家看到前边子弹飞来过密，退到坡后的时候，他们没有来得及动，任先生的腰部就中了一颗子弹，现在他夫人陪着他，他们都不能动，他只叫着叶军长和钱同志搭救他。他叫痛。他………”
“怎么办？”我问叶军长。
“………”叶军长摇着头。
“我去看他们。”我挽着我的卫士就想走过去。
“那不行！”大家把我拉住，而且挽着我向坡下走去了。
“难道我能丢着他……”我边走边叫。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担架又没有！伕子更没有！
这样，任光先生的肉体一定被自己的同胞践踏了。他一定牺牲了。这新的一代的大音乐家一定死了！我们未来的马耶科夫斯基一定死了（我称为未来，就是说在未来的一年和两年内一定能成为中国的马耶科夫斯基）！我们人民的和战士的歌手一定是死了。
我记得，他在法国曾热烈地参加了罗曼罗兰所主持的反帝同盟的工作。他说，罗曼罗兰的路，就是全世界一切革命艺术家的路。
我记得，他在巴黎时曾经为了替祖国募款，为了祖国的光荣和自由宣传，主持和帮助过多少次规模盛大的演奏会！
我知道，他在国外，曾经和罗曼罗兰，和法国、奥国、捷克不少进步的艺术家共同努力，为建立全世界的新艺术而艰苦奋斗。而且，他专心致志于中国民歌的改造，来填满中国在世界音乐地位上的空白的一页。他私淑着苏联的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П.И.ЧЧaйKOBCKий），他说，在世界上，他是自己最钦佩的同志。
我知道，他在上海曾经多么热诚地帮助了中国新音乐家的开山祖——聂耳先生以及别的前进的音乐家。
我们知道，他曾经用全副的力量，运用唱片来提倡和普及中国的新音乐。他到了新加坡，又用最大的力量把国内的抗战歌曲灌成大批的唱片。集合好几百个青年，培养他们成为中国的新音乐运动的干部。
我们知道，他在十分钟内就决定从重庆跑到皖南，踏进了新四军。他的耳朵永远靠住战士们和民众们的胸口，他向他们学习，向他们摄取生命的力量。他永远以为把他的名字和战士跟老百姓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无尚的光荣。他把战士和民众的力量看作自己的力量。他认为在战士面前用“你们”的称呼为可耻。他要使他每首新歌的音节配合着战士们的呼吸。他痛恨中国的靡靡之音，同时又诅咒一味模仿西洋的教堂音乐，那庙堂之音。
他永远惊叹着组织的力量。他把集体的意志看作最高的意志，他认为脱离了集体，就没有生命，就没有爱。
他把音乐看成他的生命。而生命，在他看来也就是音乐。集体的、劳动的、战斗的生命，在他看来，就是新音乐的泉源。
他诅咒着腐朽的生活和垂死的气息。
马耶科夫基斯唱着：
“这里有好的生活，
生活在这里是好的，
在创造的艰难和冒险中。”（见马氏“好啊！”之歌）
这就是他最近半年来心里的写照
马耶科夫斯基唱着：
“深入工作
深入战斗
我们挺进，
而我的歌
就是我们的
凯旋门。”（同上）
这就是他最近半年来工作的信条。
而现在这样一位新中国的大歌手，被中国人自己践在脚底下牺牲了。
无可补偿的损失
在这可诅咒的石井坑里，中国人民的损失，或者说世界新人类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任光先生仅是中间的一个而已。
当日下午战斗最激烈时，三支队突派人来报，支队司令张正坤为友军迫击炮弹片所伤，伤势极重。大家听了，有如晴天起了霹雳，但有什么办法呢？担架是没有的，伕子也是没有的。这样一员高级指挥人员负了伤，这时也全无办法。不一刻，消息传来，张司令伤重殒命了！呜呼！张司令在皖中沿江一带，老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即便是敌人，听到“张正坤”三字，也胆战心惊。现在却又死在同胞的手里了。
你们请想起，那位“创造社”的老将，中国有名的社会科学家朱镜我先生吧。他的胃病这样重，此次行军，吐血之症复发。他在九日清晨被抬到石井坑时，我已先他而到。当时他托人告诉我，他已安然来到，我便去看他。他瘦的不象样了。但当我硬着心肠告诉他：“叶军长说，局势十分困难，所以希望你能设法化装躲到农民家里”。那时候，他只点了点头，眼睛闭起来，眼圈却红了一阵。我劝他，现在大家正想挽回，请他不必担心。他只说了一句：“我们最后终是会成功的。”说着眼睛又闭起来了。
第二天我又去看他，他能吃些鸡汁，稍微有些精神了，便问起各项工作。我们劝他不必操心，有事我们在办。
十二日战斗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担架也抬到山脚下。但当时的情形是那样危急，大家分散时又是那样仓促，而后来分散要爬的山又是那样陡峭，他的担架是无论如何没有可能抬上去的。但友军却在后面赶上了，他的担架也就落在友军手里。而我们那样严肃的革命家，造诣极深的理论家朱镜我先生，我想一定也就在自己同胞的手里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