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候选人汤钊猷事迹材料

汤钊猷，男，汉族，1930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中山医院外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肝癌专家。他从事肝癌研究40余年，在攻克肝癌早诊早治和转移复发研究中，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使我国的肝癌诊治和研究水平走向世界前列。他最引以为豪的是亲自培养了一支实力强劲的人才队伍。他建立和领导的肝癌研究所由最初的“七八条枪”发展到如今的近100人，成为我国乃至国际上重要的肝癌诊疗中心、学术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他重视通过科研带动学生培养，既完成科研任务，又使学生在实战中提高。他捐出个人奖金，设立了“汤钊猷——上海建行肝癌诊疗奖励基金”。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工程科技奖、白求恩奖章、吴阶平医学奖、陈嘉庚奖等。

汤钊猷，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肿瘤学家。从事肝癌研究40余年，在攻克肝癌早诊早治和转移复发研究中，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他的工作以及他培养和带领的团队的工作使我国肝癌研究水平处于世界领先，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医学界的国际地位。他曾以第一作者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三等奖各2项，并获得白求恩奖章等荣誉。

最早解决肝癌早诊早治的关键，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大幅度提高肝癌疗效

40年前肝癌病人平均只生存5个月。汤钊猷小组在用甲胎蛋白监测肝癌高危人群的实践中解决了当时早诊早治的关键：（1）证明肝癌有一较长的无症状（亚临床）期，是诊治肝癌的最佳时机。（2）创用甲胎蛋白动态分析诊断没有症状的肝癌。（3）提出以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治疗伴肝硬化的小肝癌，提高了安全性。其结果使肝癌切除的5年生存率翻一番（小肝癌为57％，大肝癌为31%）。这种投入较少，效益较大的方法在国内外得到推广，小肝癌切除至今仍是提高肝癌疗效的最重要途径。国际肝病学奠基人Hans Popper认为“亚临床肝癌概念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汤钊猷获1979年美国金牌奖和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随后他又将其原理用于大肝癌，通过综合治疗使之变为小肝癌，创建了“缩小后切除”的策略，使部分原无切除机会的病人获得切除，甚或治愈。获1991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最早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全球推广，筛选了转移防治药物，已使病人受益

汤钊猷教授发现要进一步提高小肝癌疗效，必需解决转移复发问题，且转移是癌最本质的特征，90年代遂将主攻方向转到肝癌转移研究。“癌转移模型”是研究必需的平台，但国际无成功先例。汤钊猷团队发展了“种子与土壤”学说，从过去未被注意的“改造土壤以改变种子特性”出发，创建了三项技术，建成不同转移潜能和不同转移靶向的模型系统。他们用此模型发现了一些新的转移有关分子；筛选了多种药物，其中干扰素已在临床证实有预防转移作用。该模型已向全球近百研究机构推广应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用此模型后认为“这是目前可供研究肝癌转移和识别抗转移药物的第一个模型，对学术研究和药物筛选均很有用”。2006年获第二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已在3本国际专著撰写肝癌转移章。

著书立说，惠及世人

汤教授主编专著9本，英文版《亚临床肝癌》被著名肝癌外科学者James H. Foster誉为肝癌的里程碑著作。连续三版为国际抗癌联盟（UICC）《临床肿瘤学手册》撰写肝癌章节。2010年国际肿瘤转移协会主席主编《Cancer Metastasis: Biologic Basis Therapeutics》一书，邀请汤钊猷教授编写其中的肝癌章节。汤钊猷发表SCI/SCI-E论文288篇（其中第一/通讯作者122篇），在肝癌研究领域全球排名第3(大陆第1)，他引5,649。提起这些成就，汤教授经常骄傲地说，这些成绩都是他的研究生做出来的。他反复多次强调，不能说是“他”的成绩而应该说是“他的团队”的成绩。他曾任两届UICC理事，两届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主席，7届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主席，90次在国际会议作特邀演讲。任10本国际杂志编委（2本亚太区主编）。当选为美国和日本外科学会名誉会员（均为大陆唯一）。他重视重梯队建设，著有《医学“软件”》一书，以帮助医学领域的后来者解决医、教、研领域的疑问。

培养学生是他最大的责任，学生也是他最大的骄傲

尽管汤钊猷教授取得了诸多瞩目的成就，但他最引以为豪的还是在肝癌抗争的这场战役里，他亲自培养出了一支实力强劲的尖锐部队。

2007年汤教授被评选为上海电视台“《走近他们》年度十大人物”，在颁奖典礼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颁奖嘉宾是他的6个学生代表。提起他们的导师，学生们感慨不已：“恩师常说他时常被一些伟大的东西所感动，而体现在他身上的‘伟大的东西’同样也时刻感动着每一个学生、每一名病人。”

汤钊猷教授甘当人梯，放手培养、使用年轻人。在学科梯队上，肝癌研究所现在已经形成了由“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组成的强大集体。由起初的“七八条枪”发展到今天的近100人，拥有肝肿瘤内、外科和设备完善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如今，他所建立和领导的肝癌研究所已经走过了40余年历程，已成为我国乃至国际上重要肝癌诊疗中心、学术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肝癌研究所已有较年轻教授领衔获得国家奖：樊嘉教授因肝癌门静脉癌栓机理与防治获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汤排第8），钦伦秀教授因肝癌转移机制的新发现获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汤排第3）。

在治学严谨方面，汤教授堪称表率。他抓学生的学风是严谨再严谨，临床、科研、外事及社会活动繁忙，但仍挤出时间，投入大量精力为研究生修改论文。他曾在为一位博士生修改论文时写下这样的句子：“××：我在2004年11月21日所提的修改意见，很多都没有改进去（举例子，此处省略），这些在修改稿中还是没有看到。另外，图表在文中的位置要注明，这些都是属于基本功的问题。此稿也没有加。……我可是开夜车帮你改的。你不认真，我又何必认真呢？汤2004年12月4日深夜。”该生拿到汤老师的意见，很受震动，再次修改了论文。汤钊猷教授很快又对全文进行修改，提出了如下书面意见：“××：总的不错，资料丰富，但最好再改一下。①博士论文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作品，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首先是科学性但也要重视艺术性。最后如逻辑性……文字的精炼，文章的引人入胜，用词过头也容易引起反感。②题目是最重要的，要画龙点睛。我加了副题是希望更突出新发现，……。③摘要是最重要的部分，摘要中的结论尤其重要，要反复推敲、修改。……”经汤钊猷教授多次修改，该生的博士论文发表于影响因子为5.5的Proteomics杂志上。另一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获2005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仅是题目，汤教授就改了3次，全文修改了7-8次，论文完成后又要求学生补做裸鼠实验达一年多。汤教授对每位学生的论文都精心修改，大到论文的整体思想、题目、摘要、结构，小到标点符号、错别字、格式等，常修改6-7遍之多，学生们都受益匪浅。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还体现在细微小事上，比如开会，尽管事务繁忙，但无论是主持会议还是参加会议，汤钊猷教授总是准时到达，他的学生也因此养成了守时的好习惯。

汤钊猷培养的博士生中已经先后有4人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在临床医学领域全国第一。为什么能取得这样成就，汤教授归结于他比较注重“原始创新”。他前瞻性的思维帮助学生确立了学术方向，对已成熟者设立相应专题小组，并给予经费等支持。在汤教授的学生中，许多学生已成绩斐然。博士生王某的博士学位论文“α干扰素及其他制剂干预肝癌转移复发和肿瘤生长的实验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干扰素有减少肝癌转移的作用，2000年发表在影响因子9.5的国外杂志上，2002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博士生叶某的博士学位论文 “肝细胞转移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其转移相关基因的筛选——cDNA微阵列技术分析”，应用肝癌基因表述谱，预测乙肝病毒阳性肝癌转移，获得了一些新发现，2003年发表在权威杂志Nature Medicine上，影响因子达31.2，2005年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汤教授指导的另外两位博士生贺某(2000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和李某(2004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都有较大创新，他们的文章也刊于有较高影响因子的SCI杂志上。以李某为主要完成人的工作后来获得了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有人问汤钊猷教授：“这样培养研究生，不是要花去你太多的心血吗？”他说：“我一方面培养学生，一方面促使我进步，从他们身上学到的许多新东西比我给他们的还多。”这就是他严谨的作风和谦虚的为人。

至今仍然活跃

汤钊猷教授虽年过80，仍领导一个小组，带领博士生从事肝癌转移分题的研究，每两个月定期给研究生开组会，直接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难能可贵的是，无论学生什么时间给他发邮件，他总能当天晚上或第二天一早亲自回复他们，解决他们在研究上或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汤钊猷教授为鼓励中青年学者投身于肝癌研究事业，捐出个人奖金，设立了“汤钊猷——上海建行肝癌诊疗奖励基金”，以奖励有突出贡献的年轻人。作为全国重点学科“肿瘤学”的学科带头人，汤教授通过肝癌研究还带动了现复旦大学预防、病理、免疫、病毒学以及影像学等一系列学科的发展，是预防、基础及临床学科协作攻关的一个成功典范。近5年复旦大学的肝癌研究论文发表总数居全球第一位。

汤钊猷教授重视学科建设，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的肿瘤学专业人才，他还主编了《现代肿瘤学》。该书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3个版本，累计被引用了800余次，1998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如今，汤钊猷教授去外地讲学，常常有外单位的医生或研究人员上来请求跟汤教授合影，他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汤教授，我是读着您的《现代肿瘤学》走进肿瘤研究的大门的”。他为了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临床医生，每年都主办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肝癌临床进展研讨班”，无私传授宝贵的临床经验。许多学生动情地说：“他不仅教会我们治学,还教会我们如何做人，是他身体力行的白求恩精神和人格力量震撼着我们，他不愧是一位好老师，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楷模”。